《中山大学学报》回复我的“外审意见择要”第二条的论述逻辑非常神奇。就凭这一点，即可在当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进行分析以前，如例先引该条原文如下：

文章第二节针对赵文“《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传抄中时有脱误与用假借字者……《汉书》成书不久即藏之东观……故原书极少误书与轻改。应从《汉书》作景瑳为是”此段，拟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批驳赵文，认为应是《汉书》的人名用字可靠，而非《史记》。但赵文中言《史记》有很多通假字，这点确为公认，与《史记》到底是存于官府还是民间传抄，应该都不会有太多影响。至于到底是《汉书》的人名用字可靠，还是《史记》的人名用字可靠，恐怕光依靠文本流传也还是不足以一锤定音的。另，《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按：这个繁体的“恽”字是依原文粘贴的，下同】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史记》早期流传的的史实，与赵文说法一致。

【简析】

 为便于各位朋友阅读，将上引该条分为三个部分解读。第一个部分是：

文章第二节针对赵文“《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传抄中时有脱误与用假借字者……《汉书》成书不久即藏之东观……故原书极少误书与轻改。应从《汉书》作景瑳为是”此段，拟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批驳赵文，认为应是《汉书》的人名用字可靠，而非《史记》。

  按：由上引文可见，赵逵夫所撰《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史记》不如《汉书》可信。而“外审意见”对我文章相关内容的断语是：“此段，拟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批驳赵文，认为应是《汉书》的人名用字可靠，而非《史记》。”

这一结论真是令人震惊！如果我确实有那样的认识，不就成赵某的跟屁虫了吗？《中山大学学报》主编还会想方设法找借口拒我的稿子？确认事实难道不是逻辑的基本前提吗？

 第二个部分是：

但赵文中言《史记》有很多通假字，这点确为公认，与《史记》到底是存于官府还是民间传抄，应该都不会有太多影响。至于到底是《汉书》的人名用字可靠，还是《史记》的人名用字可靠，恐怕光依靠文本流传也还是不足以一锤定音的。

按：《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对《史记》传播史及文献价值的描述是：“《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传抄中时有脱误与用假借字者”。《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吗？在景差一名用字的问题上，《史记》与《汉书》孰更为可信？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其一，我们曾征引文献，证明《史记》并非“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赵氏所言无据。（参见：《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兼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学术界》2026年第6期第175-176页）

其二，《史记》人名的用字选择，有着深刻的史学理论背景。如陈直先生所言，《汉书》作者的史识与之相差甚远。（参见：《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兼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学术界》2026年第6期第176-177页）

其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已经指出，《汉书》诸表乃仿《史记》而作，但其中的《古今人表》有瑕，赵翼的相关断语是：“所分高下，亦非定评”。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既然从“文本流传”的角度来否定《史记》的文献传值，若说“依靠文本流传也还是不足以一锤定音”，不就恰恰证明赵文根本站不住脚吗？《中山大学学报》主编采信的外审意见中，这个洗白论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上引“外审意见”的第三个部分是：

另，《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史记》早期流传的的史实，与赵文说法一致。

按：我们的文章用诸多史料证明，《史记》在两汉时期皆为国家藏书。“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这是说，自“杨恽祖述其书“后，《史记》开始在“能行其书者”中流传。这与赵某主张的“《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形成鲜明的对立关系。《中山大学学报》所聘“外审专家”竟然说“与赵文说法一致”。这是什么逻辑！

总之，正如我们在《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兼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中所说，在先秦人名的问题上，最早的文献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宜轻易否定。对此古来史家具有共识。（（参见：《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兼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学术界》2026年第6期第180页）论证应当建立在掌握和正确解读史料的基础之上。

由如上所述可见，《中山大学学报》所聘外审专家提供的的“外审意见”，逻辑之混乱，前所未闻。该学报的主编何以愿意采信这样的外审意见，其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和背景，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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