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平快时代还需要大教堂式研究吗？

——基于国外案例的思考

叶菲楠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近年来，科研资助已成为科学政策引导研究方向的重要杠杆，纵观世界范围内科研资助正在从过去宽松的“长期资助”逐渐向“竞争性、项目化”的短期资助转型，在这种趋势之前，我国科技界也早已深陷科研短平快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竞争性的资助使科研趋于可预测和短视的目标，难以孕育重大突破。国外有学者调查，研究的高风险部分常被设计为子项目，核心部分仍依赖稳妥路径。在同行评议中，评议人倾向于根据已有成果保守评估，淘汰掉有创新性的跨学科项目。由于项目资助引领研究方向，通过评审的项目又成了后来者研究的标杆，导致科研方向越来越窄。可见，以项目为中心的“预制房式研究”正在持续扼杀学术自由创新。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新颖性评分每提高1分，获资助概率下降15%。而且学者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研究者平均每周花费4小时撰写申请书，而增加10天投入仅提升2.8%成功率。

在如此急功近利的科研压力下，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科研回归“大教堂式研究”（Cathedral Science，简称大教堂）的呼声。那么，当代科学资助制度是否仍能孕育“大教堂式研究”？

1.     “大教堂”模式：长期投入、宽容失败的科研范式

何为“大教堂”模式？这一比喻源于中世纪建筑史。宏伟的大教堂往往需要跨越数代人的时间建造，投入巨大，成果不确定，但一旦落成，便成为人类文明的璀璨结晶，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科学研究中，类似的形态同样存在。它要求长期的耐心积累，允许多次试错，最终可能开辟出全新的学科方向或推动科学革命的发生。学界因此借用“大教堂”模式来指代一种需要长期投入、宽容失败、目标宏大、成果不确定，但一旦成功便有可能极大拓展知识边界的科研形态。

大教堂不是常规的高风险或跨学科项目，它需要特殊的制度条件：一是大额灵活预算，复杂定制化设备（如物理科学）或跨学科团队（如人文领域）；二是长期资助周期，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甚至十年，来应对技术不确定性或长周期实证研究；三是高风险容忍度，允许战略失败。研究者需要稳定而长期的资金支持，也需要试错的空间，来获得安全感。美国经济学家曼索（Gustavo Manso）的理论模型清楚地指出，如果希望科学家敢于冒险，制度就必须允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奖励”早期失败，同时把真正的回报放在长期的突破上。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要在三五年内见效，那研究者自然会选择安全的路径。在组织层面看，科研文化是否愿意支持长期探索，青年学者有没有职业安全感，团队能不能在代际之间传承下去，这些条件往往决定了，即便有了长期资金，研究者是否真的敢去建造学术大教堂？因为如果缺少这些配套，所谓的长期资助也容易流于形式。

2.     “预制房”：速度快、选题趋同的研究模式

和“大教堂”模式相对的，就是“预制房式研究”（prefab science）或“项目化科学”（projectified science），强调快速建成、成果可预测、结构模块化，满足了制度化资助和绩效考核的需求，却缺乏厚度与持久性。这个比喻很形象：如果研究像拼装房子一样，速度快，设计统一，产出明确，外观看起来整齐划一，但少了厚重感、持久性与创新性，因为一切都事先规定好了。国外研究者们普遍抱怨现在的竞争性资助把他们推向了这种模式——要么选题迎合热点，要么在申请书里过度承诺研究意义，结果是项目越来越短视、越来越趋同。⁵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科研“短期主义”（short-termism）。科研活动被迫以年度报告、三五年的项目周期为基准来运转，而评价体系又过分看重即时可见的产出，比如论文数量、期刊分区、短期引用率等。压力让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那些风险小、能保证出成果的题目。预制房的出现还可能是因为掠夺性期刊的大量涌现，掠夺性期刊和会议通过欺诈性电子邮件（如虚假影响因子、快速审稿承诺）招揽投稿，以牟利为目的，它们缺乏学术审稿和质量控制，这种快速是以牺牲科研诚信为代价的。

3.     国外大教堂式研究的五个范例

目前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大教堂模式的研究机构主要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卓越计划、英国的蓝天计划。这些范例可以给我国当下的科研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是最像“大教堂”式的研究机构。它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钱给人而不是给具体项目。研究者拿到资助后不用一份份写申请书，也不用担心三五年就要交差。他们能自由决定要研究什么，也能冒险去尝试那些可能失败的方向。HHMI的资助机制具有长期性（初始5年任期，通常可续期）、容忍早期失败的特性，并通过高质量的反馈鼓励科学家探索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方向。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十三年前笔者曾撰文“为好人找项目，为未来找方向。”（李侠，2012）相比之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对应于预制房式研究，资助周期短（通常3年），基于具体项目拨款，且对失败的容忍度低。通过倾向采用得分加权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HHMI科学家相比NIH资助的对照组（包括早期职业奖获得者和MERIT奖获得者）发表了更多高影响力论文，HHMI科学家在引用分布顶部1%的论文数量上比早期职业奖获得者高出98%，研究方向更具新颖性，论文关键词更新颖、研究主题更广泛，被更广泛的期刊引用。不过，HHMI机制虽然更能激励学者创新，但它依赖高选拔标准和稀缺的专家评审资源，可能难以推广。

欧洲研究委员会（简称ERC）走的是另一条路。ERC采取“以人为本、长期资助、容忍失败”的模式，支持“前沿”“好奇驱动”的研究，5年期限、最高350万欧元灵活资金资助，其成果显著提升了欧洲科研竞争力。⁶ERC在2024年的报告把项目成果分为四类：A（科学突破）、B（重大科学进展）、C（渐进贡献）、D（无显著贡献）。科学突破是指“颠覆现有范式或开辟全新研究领域”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78%项目达到A或B级（20%突破性，58%重大进展），仅20%为C/D级，65%项目被认定为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其中83%的A类项目明确具有此特征。最明显的例子，2023诺贝尔物理学奖（Anne L’Huillier的阿秒光脉冲研究）、2022诺贝尔生理学奖（Svante Pääbo的古人类基因组研究）都是在它的资助下取得的重大成果。由此可见，ERC的项目里诞生了大量真正的新方向和重大进展。国际劳工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IZA）在2024年的一份工作论文中用准实验方法分析ERC中标的长期效果，发现研究者后续也对该课题做了更多发展。在化学、宇宙与地球科学、人类行为研究等人文社科及医学领域，ERC资助对生产力、影响力和获取其他欧盟资金有正向作用，比如化学领域的启动基金（Starting Grant）获得者的H指数和顶刊论文数都比较高。但资助也产生了马太效应，资助获得者更易获得其他欧盟资金，仅排名顶端的资助获得者表现出生产力提升，对边际申请者的影响有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s,REIs）也是“大教堂”模式的范本，它平均资助周期为6年，每个中心年均经费约540万美元，比ERC的力度还大。它基于国际同行评议，平均成功率约20%。大部分被资助的机构认为REIs提升了国际能见度，增强了机构的整体声誉。但是它要求申请主体为研究单元（如研究中心），而非个人，这无疑让众多个体研究者失去了申请途径。

英国的蓝天计划（blue skies research）也是“大教堂”模式的代表，它鼓励基于好奇心驱动、自由探索的纯科学研究，其成果往往难以预测，与目标导向研究形成鲜明对比。³至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更是以项目经理为特色，组建小团队，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埃里卡（Erica R.H.Fuchs）总结DARPA模型的核心特色为：独立运作、精简机构、容忍风险、目标导向、精英人才团队，并强调项目经理作为“串联者”“整合者”的主动角色。

4.创新与绩效的矛盾如何平衡？

从上述五个大教堂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模式都各有特色。HHMI偏向个体自由，REIs意在强化机构竞争力，ERC侧重平衡高风险与评审制度，DARPA主打项目经理，小规模快速创新，蓝天计划重基础研究。这些机构的杰出表现皆源于大教堂模式背后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非常明确：那就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保护好奇心与热情的总体驱动机制下促进创新与绩效之间实现平衡。

曼索指出，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在企业，对绩效的激励可能会抑制创新。这就是两端老虎机问题（Bandit Problem），即探索和开发的矛盾。⁷探索，或创新需要尝试新方法，早期极有可能失败，但长期来看收益更大。开发，或绩效则需要重复已知方法，虽然稳定但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成果。传统的绩效是奖励重复努力，惩罚失败，但这绝不是最优策略。曼索通过模型找到了最优策略——“容忍早期失败+长期奖励”，它具备以下特征：1.容忍（甚至奖励）早期失败，短期失败可能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早期失败后的成功者的总报酬甚至高于早期成功后的失败者；2.奖励长期成功，补偿应基于长期成果而非短期表现；3.长期承诺与职业保障，例如通过股权期权、金伞条款（golden parachutes）（或称“金色降落伞”，是一种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的合同协议，当公司发生并购、控制权变更等事件时，如果高管因此离职，将获得丰厚的补偿性福利，如巨额现金、股票期权和奖金等）和管理层稳固（entrenchment）实现；4.及时绩效反馈，帮助调整探索方向。

纵观国外“大教堂”式研究的运作模式，他们的经验对我国相关科研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启发意义，大教堂式研究模式看似见效慢，而且预期成果不确定，但是，这种模式内在具有的宽松与信任机制，恰恰与科研的自由探索与长期积累的品格相匹配，所以这种模式一旦成功就会取得颠覆性成果。相反，那些“预制房”式研究模式看似见效快，而且成果也确定，但是这种快与确定性是基于丧失活力的旧模式做出来的，它对风险与挑战的本能厌恶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牺牲掉了科研中的冒险与创新精神。科学史的研究无数次证明，那些颠覆性成果的出现都是在自由探索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下取得的，这类成果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才能出现，但一旦被确证，影响力巨大。像HHMI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最初没人太在意，几年后却引发整个领域的变革与新方向的开拓。ERC的项目也是一样，短期看可能只有零散的论文，但从长期来看，很多学科里的重要思路都是从这些项目开始的。DARPA的小团队允许开展自由探索实验、接受失败的风险，多年下来，那些成功的技术探索彻底改变了某领域的技术格局与面貌。

大教堂式研究模式最让人欣赏的地方在于它允许科学家去尝试不确定的东西，由于这是新领域，从而避免了在旧领域内的无限内卷。坚持长期主义的一个优点就是把短期压力通过延长时间稀释了，当探索的风险远远小于科研者的心理阈限的时候，人们就敢去触碰那些平时没人敢问的问题，去做那些别人觉得可能失败的尝试。它还能让研究者有机会去验证假设与进行知识积累，有时间去整理、去琢磨，而不是一味追逐短期的年度指标。

在科研资助政策上，长期、稳定的资助会给研究工作者一定的安全感，不用过度担心每年的考核。评价体系不能只盯着论文数量和引用，而是看问题本身是否重要，是否有潜力。HHMI把钱给人而不是项目；ERC强调原创和潜力而不是短期指标，这些理念都是建立信任的有效措施；参考DARPA那种小团队快速研发，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大教堂式研究就是让科学家可以慢慢琢磨大问题，不用每年都盯着指标，也不用害怕失败。政策设计如果能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让人敢于冒险、尝试、累积知识，那样才有机会作出真正改变科学面貌的颠覆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菲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李  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2025年，现发在《民主与科学》2026（3）上，关于科研生态环境的话题，我们小组这些年已经写了不少相关文章，情况并未如预期般的好转，我们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持续保持关注。与侯老师合作很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题图是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始建于1386年，最终于1965年才宣告彻底结束，历时579年，以往我都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做案例（历时632年），这次换一个，米兰大教堂号称世界第二大，也是旷日持久的大工程，以此回应我们对长期主义的偏好与信奉，毕竟任何好东西的完成都是需要时间的。文中图片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6年8月19日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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