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打交道最多的其实是“抽样调查”。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样本数据来推断抽样总体的统计特征，这中间永远绕不开估计和误差。但每隔五年，到了人口普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它不讲任何推断（inference），就是要不计成本地、一个不落地把所有人“数”清楚(enumeration)。昨天，2026年8月11日，正是澳洲这个“数人头”的大日子。

说起来，澳大利亚在1961年之前也是十年才查一次，后来大概是觉得十年太久，社会变化太快，从61年起就改成了五年一次，逢1和逢6的年份都是普查年。今年的普查，主打的是“数字化优先”。大约十天前，信箱里就收到了统计局寄来的信，里面有一个专属的16位普查号和临时密码。按规定，必须用这个账号登录官网，把8月11日当晚住在这个地址的所有人信息填进去，就连临时来过夜的访客也得算上。我收到信的当天就顺手完成了填报，反正全程网上操作，十几分钟的事，拖到最后反而容易忘。我的太太从7月初就到了儿子那里帮着带小孙女，所以她就是从儿子家那里地址的普查账号上网完成登记的。

英文里有个现成的说法叫“population census and sample survey”，直译过来就是“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但这个词组其实可以放大了看——它既可以指字面上的人口层面的普查和样本层面的抽样，也可以广义地理解成对任何一个抽样总体的统计分析与对被抽取的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人口普查做的就是前者，而平时自己工作里做的那些统计咨询项目，多半属于后者。这次轮到自己作为一个“总体单元”被数进去，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居无定所的人（除了穷得居无定所之外，澳洲有一些有钱又有闲的人会买上一架豪华拖挂旅行车开着周游全国），政府会提前安排流动登记站去尽量覆盖。这种力求“全覆盖”的做法，恰恰是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最本质的区别。在澳洲，参与普查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不管你是公民、PR（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留学生还是持临时签证的访客，只要那晚人在境内，就必须填。拒绝配合的话，罚款是按天算的，每天最高可以到364澳元。

如同我在之前的博文提到过的，“statistics”这个词有多重的定义，它既可以指统计学这门学科，也可以指统计数据本身，还可以指算出来的统计量。而人口普查要做的，就是获取那个最根本、最原始的统计数据——它是后续所有抽样调查和政策分析的基础底册。认真想想，要把这件事做好，挑战其实很大。光是怎么精准锁定那些流动性强的人群、怎么保证隐私数据不被滥用、怎么让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并配合，每一项都不是容易的事。

顺便查了一下中国的人口普查（信息来源主要是公开的互联网资料），政府规定是逢“0”的年份进行，标准时点设在11月1日零时，十年一次。虽然也越来越重视线上填报，但“入户调查”仍然是核心环节，上百万普查员挨家挨户上门登记，用电子设备现场采集数据。这种网格化的人海战术，在覆盖深度上确实有优势，尤其对流动人口的摸排更彻底。两种做法背后是不同的国情和治理逻辑——澳洲地广人稀，更依赖完善的地址系统和法律的威慑力；中国人口基数巨大，社区动员能力极强，靠基层组织的力量来完成全覆盖。不过说到底，两边面临的难题其实是相通的：怎么把流动人口算准，怎么保护隐私，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愿意配合。还有，那些普查日那天不再本国的人怎么计算进来呢？

昨天是规定的标准时点，距离8月15日的普查信息填报提交截止日期还有几天，没填的同事朋友估计也都会记得填报，不然被罚个好几百大元（那可是澳币啊）太不值得。作为一个每五年才来一次的全民动员干同一件事的国家级“大工程”，能亲身参与这样的一种数据生产的过程，也算是生活里挺特别的一个体验了。

按历次澳洲人口普查数据向公众开放时间的惯例，本次普查结果要到明年中的时候才可获得。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