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国内的公立学校，学院目前还没有一套严格的量化考评细则。结果就是：年度考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小的主观色彩，评分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相关负责人个人判断乃至偏好的影响。

学校刚刚公布了老师们上一年度的考核评分。并不出人意料，几家欢喜，几家愁。也有老师很快找到我，直接表达了对年度考核结果的不满，无法接受。

作为系主任，我对年度考核评分负有第一责任，也愿意向相关教师做一定程度的解释。当然，老师是否接受我的解释，并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从来都是最难的事。特别是当其触及到别人现实利益的时候，这难度简直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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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收了十几年的年度评分。坦率地说，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年的评分都有点问题，并不精准。我也曾尝试认真矫正“人性滤镜”（每个人都会天然地觉得自己应该拿更多）。在努力矫正之后，保守地说，有几年的评分，我依然认为是有明显问题的。

身边几个熟识的老师，也都或多或少抱怨过年度评分。个人保守估计：对年度考评结果有一定程度不满的老师大概在 30% 左右，其中一半会比较公开地表达不满。换句话说，对评分不满意并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参与评审的人，其实也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并不复杂：不管是谁来评，都难免片面，总有他看不到的地方；只要是人来评，就一定有主观性（系主任、副院长、院长之间，也经常无法达成一致；苹果和橘子，你打算怎么排？）；而且，不管怎么评，拿到不满意结果的人都会抱怨。（能够准确客观审视自己的从来都是少数。）

说实话，如果有人当面说我给的评分不太公平，我大概也不太会往心里去，可能会回一句：“实在抱歉啊，确实不好弄，还是能力有限，要不你上吧？”（当然，最后半句不好出口，推卸责任不太妥，何况也根本推不掉。）

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大家的抱怨，除非完全转成量化评估。但量化评估也有它自己的问题，而且导向风险并不小。从方法论上讲，量化的科研评估是把大误差（noise）转化成小偏差（bias）。而做数据分析的人都知道，偏差往往比误差危险得多。国内科研顶刊论文全球领先，但突破性成果依然偏少，背后可能就有这个原因。更现实的是，即使采用了量化考评，抱怨也不会消失，只是从“抱怨人的不公平”，变成了“抱怨规则的不公平”。（当然，管理者本身大概率还是希望采用量化考核的：可以撇清责任，别人抱怨也抱怨不到自己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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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问题本身：该如何面对不公平的考评结果？

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你并不是个例。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觉得考评结果不公平，而且是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反复产生这种感觉。这可能是评审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只是人性的问题。在群体层面，考评结果往往是“大体公平”的；但落实到个人，几乎必然会出现疏漏。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很可能只是恰好落在分界线附近。要放低预期，拿到不好的结果是常态，反而是拿到你以为的公平结果才值得庆幸。

其次，需要接受一个不太舒服但相当现实的事实：评审者可能有私心，而这种私心并不容易被纠正。 想要矫正它，往往需要合适的时机、足够的权力以及相应的博弈能力，普通教师并不适合主动去当出头鸟。更何况，实际评审中还要平衡各种人群结构，比如男女、理论和实验、中籍和外籍、高级和初级等等。还有一些复杂的考虑，那些直接替领导干过海量脏活累活的的老师，在评分上被适度优待一些，从现实逻辑上讲，并不完全说不通。科研做的好，项目拿的多，未来本就一片光明，实际上不需要年度考核优秀带来的蝇头小利。

再次，即使结果不理想，大概不值得通过投诉来解决。 很多时候，投诉大概率没有实质效果；即便有效，往往也得不偿失。评分一旦公布，在流程上通常很难再调整。即使评分本身存在不公平，想要推翻它，也需要付出极高的证据成本、时间成本和博弈成本。即便最终通过复杂流程成功逆转，也可能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至少，“非常计较”的人设，很可能就此坐实，并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让一些原本“可给可不给”的资源悄然流失。

最后，与其纠结已经发生的结果，不如把精力放在和相关负责人更有效的沟通上。 重点不在情绪宣泄，而在信息对齐。可以强调自己的关键贡献，尤其是那些外人不容易看到的工作；也可以更直接地弄清楚：考核到底看什么，哪些是真正的加分项，哪些只是“自我感动”，并不被体系认可。这一点对新老师尤其重要。只有理解评判逻辑，后续的努力才可能更有针对性。甚至可以试着探一探：明年是否存在被优先考虑的空间。在无法绝对精确评估个体表现的情况下，让表现接近的教师在不同年份轮流评优，未必不是一种现实解法——尽管操作难度极高。但无论如何，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沟通的意义，更多在未来，而不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