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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学界小说丛谈之《真真假假》

已有 3802 次阅读 2021-4-30 22:57 |个人分类:休闲阅读|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学界小说一般写大学，但即使严格意义的学界，也不局限于大学，还有研究所。《真真假假》就是写研究所里的故事。该书六七万字的篇幅，标准的中篇小说体量，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单行本，就单独说说。该小说最初发表于《收获》1982年1期，后来也收入多种小说集例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谌容集》和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的六卷本《谌容文集》第三卷。作者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人到中年》，改编成电影由潘虹主演。《真真假假》不如《人到中年》那样影响广泛，但也有独到之处。故事发生在某省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室，大致在七十年代末，作者附记 “一九八〇初于北京”。故事历时一周，主要是前三天开会及其准备，然后有个三天后的简短尾声。

故事很简单，如鲁迅所谓“几乎无事的悲剧”，虽然也算不上悲剧，但真是“几乎无事”。。外国文学研究室的许明辉发表篇研究外国现代派的论文，被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研究室要开会讨论，省社科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吉子宽现场督导。在会上和前后，各位研究人员有不同的表现，以速写的方式刻画了不同的研究人员形象。

最先出场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杨昌明，前两次会议他主持，非常谨慎地在贯彻领导意图和鼓励实事求是之间保持平衡。他读书时是高材生，毕业后服从分配作政工工作，在吉子宽领导下参加了反右和反“右倾”，“文革”后期吉子宽“解放”担任革委会政工组组长，他是组员。本来可以留在党办，但他愿意从事业务工作，到了研究室。他非常关心同事，费尽心思，为室主任吴天湘争取到两居室的房间，自己一家三口还住着一居室的平房。会上虽然只说开场白，但会后一直在与各方沟通。

最先发言检讨自己的张维唯唯诺诺甚至卑躬屈膝，他五十年代就申请入党，但因为有海外关系一直没有被批准。每次开会都第一个发言，检讨自己。他被整怕了。因为特务嫌疑，妻子跟他离婚，他自己带着女儿。他第一天会上就检讨自己关于十八世纪狄德罗的研究，第二天会上又要检讨。

吉子宽在第一天张维发言后请许明辉发言被婉拒，随后冷场后发表通四平八稳的讲话，但也要求人人都要发言。第二天会议，开场张维又要检讨他对十六世纪法国文学家的研究，但被吉子宽制止，让许明辉发言，在前一天会后他找许谈话，许明辉同意了发言。被点名批评的许明辉读大学时就敢于独立思考富有创见，五七当了“右派”，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妻子治家无方，他只好有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但专心治学无暇他顾。开始他不觉得自己有错误，后来在会上还是原则上承认了错误。

随后研究日本文学的朱盛发言，漫无边际，像说相声一样。在朱盛的胡扯方向上，沈志业也开始胡扯，从饮食上说到外国人还没有开化。大家都开始批崇洋媚外，顺便也痛斥年轻人不缺乏教养，惹了唯一不到三十岁的秦童童。她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女儿，“十几年前不懂事，跟着瞎‘造反’，造了一身病，落了个半文盲。现在，请我去造反我都不去。什么我都看透了，反正就那么回事儿。(p. 101)”她坦然承认，“像我这样的，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文学，走后门儿来的……(p. 99)”但也敢实话实说，“赵部长，他懂外国文学吗？现代派、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他看过几本？还不是坐那儿听底下文艺处的人汇报。一听带‘黑’字儿，准不是好玩意儿，就该批呗！(p. 100)”话说到这里，第二天的会议只好结束了。

第三天的会议，张维又要检讨，被亲自主持的吉子宽制止。还有位女研究人员叶菲，总是同意大家的意见，三天都什么也没有说。只有研究室主任吴天湘还没有发言。“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一行里，吴天湘年轻的时候，就以思想敏锐、论证严密而著名。但他的恃才傲物、孤芳自赏，也是出了名的。(p. 117)”当右派后，妻子为了孩子与他离婚；平反后两人复婚，生活美满幸福。他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在发言中，对这种要求人人表态过关提出异议，对赵部长讲话也提出质疑。吉子宽内心非常愤怒，但还是经验老道地结束了会议。会后同事都为他讲出真话而叫好，只有许明辉担心效果不好，会议无法收场。三天后，继续开会，吉子宽做了总结发言，肯定了会议的积极方面，没有涉及有争论的问题。会议顺利结束。

在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研究室的领导都进行了反思。书记杨昌明看来，“字斟句酌的表态、千遍一律的拥护、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热烈的废话……这错综纷繁、模模糊糊的局面，与其说是生动活泼的标志，不如说是一幅令人不得其解的抽象派绘画。……这是生活的扭曲的反映。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离题万里的表白，眉飞色舞的谎言，都带有七十年代末的时代印记。(p. 111)”主任吴天湘回顾，“会场上的人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生动地在他脑中再现。吉子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神情；杨昌明委曲求全的焦虑；张维的口吃和他的‘狄德罗’；许明辉言不由衷的检查；朱盛在日本当‘皇帝’的趣闻；沈志业的‘月是故乡明’；童童甩来甩去的电烫长发和嗤之以鼻的‘什么呀！’……啊，多么像一部西方现代派手法的电影。各式镜头接踵而来，让人目不暇接，却仍有它内在的一条贯穿线。(p. 119)”

在会后闲聊时，朱盛分享经验，“大会小会，鄙人身经百会，什么发言战术没有见过？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实在不行，就豁出去，大帽小帽一起往自己头上扣。(p. 67)”他觉得会议上，“说都是真话吧，真中有假；说都是假话吧，假中有真，反正是真真假假。(p. 115)”沈志业则觉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也就不错了。(p. 118)”难怪秦童童不屑地想，“这帮高级知识分子就这德性，有话不痛痛快快地说，真叫人没法儿办。(p. 84)”

小说也反映了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的困窘。省社会科学院占据一处庙宇式的古建筑。属于恢复单位的外国文学研究室二十多号人只有一间办公室。在办公室只能聊天，因此大家都在家里工作。要通知开会，平时在办公室工作的书记就给有传呼电话的研究人员打电话，再让他们去通知没有传呼电话的同事。

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对具体学术问题的意见，当然有时代特点，反映了七十年代末的情况。但现在阅读该书，也不能说是完全时过境迁。还有广义的解读和启示。值得一提的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说到“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然后说“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

更广泛些理解，甚至都不限于开会。如何在公开场合讲话，仍是许多学界中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多数人都愿意无拘无束，但要谋生就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多数人也乐于直抒己见，但其中没有几个不怕因口无遮挡而惹麻烦。尤其是读书人，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有几个自信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语言艺术的追求，并不限于某个特定时代，甚至也不限于某个特定国度。

作者谌容，本名谌德容，1936年出生于武汉。1951年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担任门市部营业员。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来信组工作，自修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1954年作为调干生考取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音乐编辑，后来担任俄文翻译。1962年因健康原因被精简出中央机关，到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1963年自费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生产队。“文革”中下放到北京通县。1973年回到北京担任五中俄语教师。1975年为出版长篇小说《万年青》上书当时文艺界最高负责人并在其批示下小说得以出版。1980年在《人到中年》成名后，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她的三个子女梁天、梁左和梁欢在公众中更为知名。她笔下的其他学界故事还有以杨宪益夫妇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收获》1985年第3期)和她自己研读存在主义结晶的中篇小说《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 (《人民文学》1984年第8期)，这两个中篇与《真真假假》构成《谌容文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