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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王小波逝世已过两纪。准备在“学界小说丛谈”的系列中,说说王小波的小说。虽然他写的并非是学界小说,还是可以尝试突出其学界小说的侧面。这或许有买椟还珠之嫌,毕竟也是中别开生面的读法。第一篇准备用我喜欢的《红拂夜奔》来试试。该小说或许是王小波最有情怀的作品,风格也很独特,一方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有些游离在亵渎边缘的有趣。“丛谈”系列一般都有引用原作,本文引用得或许格外的多,以此向王小波致意。
长篇小说《红拂夜奔》完成于1993年。据我所知,小说没有全文在期刊上发表, 1997年收入《时代三部曲·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251-470页)。有缩写形式发表于《小说界》1997年第2期。在此之前,王小波还写过一个唐人传奇改写的中篇小说,收入《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我看的版本是收入《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51-114)。这长篇和中篇的《红拂夜奔》分别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小波文集》第2卷和第3卷。以下只说长篇小说《红拂夜奔》。
小说的主线是李靖和红拂的故事,最基本的依据是唐传奇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但有很大的改变。在作者笔下,李靖从四处碰壁的大科学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和大哲学家最终变成个成功的骗子,“李卫公开始装神弄鬼之后,告诉红拂说:我可算是找到了作人的门道了。这话可不是白说的,自从发现了这个门道之后,李靖就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了卫公,出将入相,只在一人之下,却在万人之上。这个门道就是作假。(p. 390)”而红拂仍然是有亮色的人物,“红拂这一辈子干过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在不到二十岁时从洛阳城里逃了出去,另一件是在刚过五十岁时企图自杀。这两件事里有一件成功了,另一件不成功。不管成功不成功,两件事都引起了别人的诧异。因为这两件事她都不该干出来。(p. 469)”至于虬髯客,只是小说的边缘人物,虽然当了东瀛国王,仍然非常猥琐。主线故事非常有趣,但这里不准备再说了。要说的是小说中的一条副线,小说作者王二的现实生活。这个故事发生在1993年北京某大学。41岁的王二本职工作是研究中国数学史,同时写着小说《红拂夜奔》,而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证明费尔马定理。私生活方面,单身的王二与在校图书馆文史部工作的离异女子小孙先合住再同居,但没有打算结婚。当然,副线仍是小说的一部分,作者王二未必与实际的作者有关。这样小说就具有了自指涉的所谓“永恒金辫”结构,王二的小说中写着王二在写小说,同居的女友小孙偶尔还有批注。有些像巴赫的音乐,爱舍尔的画,或者哥德尔的定理证明。五年前我在美国买了四十多年前出版的奇书,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但还没有仔细看,惭愧!
小说中这样说王二的本职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性交的诀窍解释成数学定理,在宋词里找出相对论,在唐诗里找出牛顿力学。做这种工作的报酬是每月二百块钱工资。所以我也常像李卫公那样想:这样的生活有啥意思。(p. 267)”“要说明我们干嘛要到唐诗里去找牛顿力学,到宋词里去找相对论,就需提到我们在头儿面前有所交待,要么证明我们有实用性,要么证明有观赏性,总之要有存在的价值。证明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弘扬了民族文化,就算有了观赏性。证明了别的,头头们也不爱看。(p. 289)”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实际上并非像听起来那样荒唐。
在这种工作中,王二取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有创新性的成果,晋升了副教授。“我最近的一项成果是发现了墨子发明了微积分。一下子把微积分发现的年代从十七世纪提早到了先秦。我的主要依据如下:墨子说,他兼爱无等差。爱着举世每一个人。这就是说,就总体而言。他的爱是一个无穷大。有人问他,举世有无数人,无法列举。你如何爱之?这就是问他,怎么来定义无穷大。他说,凡你能列举之人。我皆爱之:而你不能列举之人,我亦爱之。这就是说,无穷大大于一切已知常数。他既能定义无穷大,也就能定义无穷小。两者都能定义,也就发明了微积分。我在《墨经》里发现了不少处缺文和错简,一一补上和修正之后,整本《墨经》就是一本完善的微积分教程,可以用来教大学生,只少一本习题集。我又发现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把《论语》解释成一本习题集,只是这样一来,我国的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墨子与前苏联的两位数学教科书作者斯米尔诺夫和基米诺维奇的著述就是一模一样的了,也不知是谁抄袭了谁。这种情形说明决不要轻易地相信我。我又把这个结果写成论文寄了出去,马上就登了出来,并且各报纷纷转载,说青年数学工作者王二的研究工作大有成效云云,吓得我好几天不敢出门,生怕遇上一个人啐我一口,说一声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所幸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其实我那篇稿子是三月下旬寄出去的,打算赶四月一号出版的四月号,谁知道阴差阳错,在五月号上登了出来。顺便说一句,我有个朋友是四月一号出生的,所以我总记着四月一日是愚人节。这件事告诉我说,对别人的幽默感切不可做过高的估计。 (p. 310)”“后来我把学报寄来的稿费取出来了,一共是二百三十元,说到这个数目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好。这是因为假如有人真的发现了先秦有人懂微积分,绝不会只给这么点钱。但是到系里去了一趟,心情又坏透了,因为听说我那篇狗屁论文评上了校级先进成果,还要破格评我一个副教授。这种情形使我疑神见鬼,怀疑有人在和我开一个大玩笑,或者是成心要出我的彩。(p. 311)”这是我读过最有趣的愚人节故事。顺便一提,写微积分教程的前苏联教科书作者应该是菲赫金哥尔茨,他的《微积分学教程》恰可以与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配套。而斯米尔诺夫写的是多卷本高等数学教程,除了微积分还有线性代数、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泛函分析等。当然,与小说家较真数学教科书的作者,我真是有些无聊。
小说最核心的内容,是王二证明了费尔马定理。但正是在这个事情上,小说的故事不能让我信服。关于证明的动机,可以理解。“对我来说,只有满足了两个条件的事我才干:首先是无害,其次是有趣。所以我只能去证明数学定理。(p. 372)”“实际上我证这个定理的动机是想自己露一手(p. 396)”。“我在证费尔马定理,心里却老在想假如证了出来,一定能让同事大吃一惊。其实费尔马定理就是费尔马定理,跟同事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惊吓他们?(p. 328)”后来终于在与小孙做爱时证出来了,当然事情还没有完。“证出来不等于写了出来,想要写成像样的论文,还要费些脑筋。(p. 373)”这也很有道理,而且这个道理不是人人都懂。论文写出后,请几位教授看,他们都不看。后来副系主任要求看,他便成了合作者。“后来系里出了证明,论文在校刊上登出来。以后我总算成了一个校级的人瑞,每月可以多得一百块钱,这比我以前指望的要少,纯数学没有以前值钱了,不管怎么说,对别人总算有了交待。(p. 382)”“我觉得我的毛病就是不会装神弄鬼,所以现在是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好不容易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却不知怎么把它发表。(p. 395)”“假如我不遇上一位懂数学的副主任,费尔马证出来也是白证。以中国人总数之大,智商之局,谁都觉得应该做出恒河沙数的成绩。但是掰指头一算,也算不出什么。这就是原因之所在罢。(p. 383)”这个好像不太可信。在九十年代,作者可以直接把自己的数学论文向国内外期刊投稿,不需要经过单位的审查。事实上,王小波自己对此也应该心知肚明。所以在《关于幽闭型小说》(发表于《博览群书》1996年第8期)中写道,“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当然,在证明了费尔马定理之后,如何获得更大回报,确实还有许多门道。“我可以说是我证出来的,但我需要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证它。要给自己编个故事,就必须不那么肉麻。假如说我是为国争光,在数学事业上拼搏,那就太过装神弄鬼了。满脑子崇高的思想,拿什么去想数学题? (p. 396)”说实话,这方面,我与王二其实有同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装神弄鬼怎么成。我的问题不是装神弄鬼,而是装不像。(p. 374)”
小说借用过去说德高望重的年长人物“人瑞”来指某类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把这类人叫作‘人才’,‘人瑞’和‘人才’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p. 310)”读过这个故事后,我时常反省,是否已经“人瑞”了,尤其在拿到帽子的时候。王二知道,“人瑞”古已有之,“这些奇形怪状者……都被称为“人瑞”,会被盛到一个大笼子里,放到洛阳街头去展览。他们坐在笼子里,背诵着头头们教的傻话。这被视为一种莫大的光荣,但按我的观点应该叫做折腾人。(p. 324)”他自己经过证明费尔马定理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在变成一个‘人瑞’的中途。假如我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就会当上各种委员,到各种场合去表演端庄,一开大会就该坐到主席台上背诵傻话。这是因为我有能人所不能的本领,但是这种本领比较抽象。(p. 324)”果然,后来成了校级人瑞。“等到我也成为了人瑞,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浅薄。原来我以为是头头的人,也只不过是些人瑞。我现在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也能够出席一些头面人物的会,会场上不光有过去常在我后心上击一猛掌的黑胖子(我后心现在天阴时还有点麻痒),有险些把我送去卖咸鱼的加州伯克利,还有书记,有校长,还有些更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系里那两个头头到了这种地方就掏出了笔记本,听见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就马上记下来。头头—他们哪里配。我自己到了这种地方也不敢睡觉了,甚至连想入非非都不敢,只敢瞪大了双眼,等着校长的目光扫到我脸上就装出个会心的微笑。与此同时,我生理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一上午要尿三次尿,现在长到了六次。原来每周要和小孙做三到四次爱,现在减到了一次,而且在这唯一的一次里也不够硬,这使我暗暗心惊:原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东西,当了人瑞就如此的不行,要是当了头头,岂不是要缩回去?(p. 383)”当然,这或许也是王二的德不配位器小易盈。多数人瑞其实还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从上面那段引文可见,“人瑞”之上,还有头头。据说初稿用的是领导,但怕影响不好,改成了头头。“不管你怎么提出问题,他都有办法解释。当头儿的人就是这样的。(p. 350)”王二只是校级“人瑞”,不是头头。“这说明了什么叫头头素质—它就是某个人全力的营造一个新世界,不管这个世界实质上是多么糟糕。而我就没有一点头头素质。加州伯克利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主要工作是在每周五下午两点半组织全室同仁开会。(p. 420)”我也没有头头的素质,当过最大的官是不到十人的小教研室的主任。
小说中也写了些王二的同事,都是基层的头头。“我们的系主任就是这么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是个黑胖子,每天系里系外狂奔乱跑,假如在办公楼门口遇上我,就在我背上猛击一掌(那力道简直是要打死我),说道:小王,看了你的论文,写得好哇。再写几篇。然后就扬长而去,把我剩在楼道里,目瞪口呆,脸从上到下,一直红到了肚脐眼。这时候我总想,等他发了论文,我也如法炮制:头儿,看了你的论文,写得好!然后一掌打得他鲜血狂喷。当然,我得事先练练铁沙掌,现在无此功力。他开了四门大课,又带了二十多个研究生,这还嫌不够,星期二五还要召开全系会,从学生考试作弊到厕所跑水说个不停,全是他一个人说。(p. 337)”
着墨更多的是被称为加州伯克利的系副主任,后来当了理学院副院长。“那孩子只有二十八九岁,细皮嫩肉,留个小平头,圆圆的脸蛋,屁股甚为丰满。他所以能当上副系主任,是因为他是留美博士,而且出身于名牌学校。因为有了这些本钱,所以他比正主任还要猖狂。但是我也看不上他,除了懂些洋文,他比我强不到哪儿去。比方说费尔马,他也证不出。而且他的古文底子甚差,典籍也不通,这方面比我差得远。(p. 355)”王二“正在写一本数学史专著,名叫《中国无算式》,这个名字是从雷马克《西线无战事》里变出来的。所谓算式,就是英文algorithm,也可以叫作程式。这本书的内容是说中国的数学有问题,有答案,但是没有算法算式。(p. 384)” “加州伯克利没作过数学史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雷马克是谁,却硬要把名字署在我前面。而且我不让他署也不行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研究伙伴和助手,所以就算我在稿子上没写他的名字,也会有人不容分说地添上。(p. 384)”此外,“我们俩合写了一本教科书,那本书里百分之百的段落全是我写的。现在正在写第二本,伯克利还答应在学术委员会里施加影响,让我早日评上教授。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句话:生活就是这样的。(p. 383)”
小说反映九十年代初的生活。在高校那时还有所谓分房。“像这类狗屁一样的讲情话我听得多了。比方说,在分房会上有人这样讲:分房首先考虑某主任—然后是某教授—当然了,像王二那种与人合居的情形我们也该适当考虑一下。别人都考虑过了,拿什么来给我适当考虑?我听了这种话,总是说道:不要考虑不要考虑,我住得挺好的,邻居是女的,还很漂亮。他们听说我这样的男光棍和一个漂亮单身女人住一套房子,当然很是痛心,但是房子紧张,也无法可想。(p. 341)”当然,考虑过主任和教授后,未必不考虑副教授。我自己就是在副教授任上分到了第一套房子,也是唯一分的房子。更一般些说,传统的高校科研很少,因此资源有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度内卷。于是“每件重大事件将要发生,总要伴着一些鸡飞狗跳的现象。比方说,本系就要有一位同仁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年会,或者又要多出一位正教授。这是最重大的事件,肯定会使每个人都互相仇恨。 (p. 346)”分房多少年一遇,或许是最重大的事件。小说还反映了当年出差旅程的艰难。以至于“人只要做过了行人,就会发生一些改变,不论古今。(p. 382)”“等到回到了家里小孙说我的模样变了。原来是一副浑浑噩噩、天真未凿的样子,现在风尘仆仆、眼露凶光,很是成熟。这说明人都是在路上成熟的。(p. 382)”
小说平行地写李卫公和王二,不仅因为他们都在证明费尔马定理,而是他们都是或者至少都曾是知识分子。“自从创世之初,知识分子就被人看不起。直到他们造出了原子弹,使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p. 262)”严格而论,造原子弹的脑力脑力劳动者其实不是知识分子,主张销毁原子弹的才是。李卫公和王二两人都曾是聪明有趣的人,想入非非的人,想改变生活的人。后来成为被生活改变的人。在现实的规训下,虽然功成名就声名显赫,但变得小心翼翼甚至装傻充愣,因此了无趣味。 当然,李卫公比王二更成功,他们还不是完全相同的人。如王二说李卫公,“他是这样的喜欢演戏,像个演员一样活在世界上。这一点我永远都学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像个演员活着利益更大,也没有比这危险更大的事了。(p. 406)”小说的用词很克制,兼有知识分子和数学家的优点。“知识分子有话从来不明说,嫌这样不够委婉。(p. 263)”“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p. 433)”
虽然行文滑稽,但小说其实是个悲剧。作者其实写了两个结尾。第一个是最后一章第十章倒数第二节即第六节,最后一段,“我的书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有人告诉我说,不能这样写书—写书这个行当我还没有入门。他们说,像这种怪诞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寓意,否则就看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这种意见,虽然我一贯很虚心。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有真实和想象两个部分,但是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罢。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望原来是证出费尔马,对于红拂来说,这个指望原来就是逃出洛阳城。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做到了。再后来的情形我也说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要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p. 468)”另一个是真正的结尾,全书最后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我是对的,就是人生来有趣。过去有趣,渴望有趣,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我是错的,让我相信人生来无趣,过去无趣现在也无趣,不喜欢有趣的事而且表里如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p. 470)”后面的结尾比前面的更积极些。
在有趣之外,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现实的启示,那就是“逃离”的重要性。小流氓李靖之所以成为李卫公,最重要的是逃离了洛阳,是否带着红拂重要性其实差些。但尽管仍有红拂鼓动,他终究没有逃离逃离长安,甚至也没有这种打算。这其实也是人生的通例。就算李卫公逃离了长安,可能还有下次逃离,而人生总是要结束于未成功的逃离。孔夫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这是旧圣人的解答,但浮于海后怎么办?或用鲁迅先生所谓,“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新旗手的疑问。
王小波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初中三年结束后去云南兵团劳动。1971年到母亲老家山东牟平插队,后任民办教师。1973年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当工人,后在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任教。1984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归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199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1992年,辞去教职称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今朝放荡思无涯—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非学界故事)
休对故人思故国—学界小说丛谈之《悬空的十字路口》
艰难苦恨繁霜鬓—学界小说丛谈之《方方文集·白梦》(力学家故事)
“我们”与“我”及其超越—学界小说丛谈之《精神隧道(下):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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