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对博士后这支关键研究力量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描绘出了一个灰暗的图景：他们害怕失去工作，研究被迫中断，对未来充满了焦虑。

根据《自然》对全球博士后进行的首次调查，十分之八的博士后表示，全球新冠疫情妨碍了他们的实验以及数据采集工作。超过一半的博士后发现，和实验室的PI探讨研究想法和分享研究变难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博士后认为，疫情对他们的职业前景有着消极的影响（见“干扰和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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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迫使全球实验室停产或减少产出，也削减了科研机构的经费，对博士后的科研资助和奖学金等经费来源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已经身负资源不足、工作竞争和前途未卜之重担的年轻科学家来说，疫情的到来使一切雪上加霜。

《自然》从6月中旬到7月底对全球7670名博士后进行了一次自愿调研，详细询问了他们关于新冠疫情对博士后这个群体的影响。对其中一些参与者的后续访谈以及数百项自由评论（见“前途暗淡”）的分析，描绘了新冠疫情下不安而艰险的博士后研究生涯。南澳大利亚健康和医疗研究中心的癌症研究者Hannah Wardill 在访谈中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博士后已经面临的重压。”

这项调查由《自然》和伦敦的市场调研机构Shift Learning合办，并在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的数字产品以及电邮订阅中行了宣传。调查有英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几个版本。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数据表可以在 go.nature.com/34wrre1上查询。

『 不确定的职业前景 』

百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另有9%的受访者怀疑自己被感染，但是没有做检测。不过他们心头悬着的不仅是自己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这个问题。大约61%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们的职业前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有25%的受访者表示这对他们本来就不确定的未来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

南美洲的博士后普遍对职业前景感到担忧，那里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前景在疫情一开始就受到了打击。一位来自巴西的生物化学家在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分享了她的担忧。她指出，巴西的博士后合同通常只持续1-2年，合同延期是很不确定的，这就为本来就在苦苦挣扎的博士后们制造了一个更为严酷的难题。她写道：“在这儿，博士要在街上卖吃的才能为自己提供经济支持，因为大多数博士都无法找到奖学金或工作。”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物理学家Julieth Caro担心巴西政府会为了降低成本而缩短她的奖学金期限。她说：“新冠让我明白，科学对巴西政府并不重要。”她还指出，她的奖学金规定她不能在其他领域找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物理，因此她开始做志愿者，免费教授实验物理。

在其他地方，相信疫情已经影响了自身职业前景的博士后的占比也很大，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占68%，在澳洲占68%，在亚洲占61%，在非洲占59%，在欧洲占54%。在新冠病毒首先被发现的中国，5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前途已经遭受重创，另有25%的表达了不确定性。 

疫情对职业的影响因研究领域而异。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略低于一半的博士后研究者认为他们的职业遭受了打击，而在化学（68%）、生态和演化（67%）以及生物医药（60%）领域，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更多。

疫情现在成了博士后最大的烦恼之一。在被问及对职业前景造成最大挑战的3个因素时，40%的受访者提到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64%的受访者提到了对资助的竞争，45%的受访者提到了本领域缺乏工作机会。

对那些希望在2020年找到教职的博士后来说，新冠疫情以及此后大面积的招聘停摆可谓是史无前例的低潮。德国的一位生物工程学家在评论区域解释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之前我从好几家大学拿到了口头的教职offer。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冻结了所有招聘，但是并没有让我知道后续。” 

癌症研究者Hannah Wardill被迫缩短国外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回到澳洲原来的岗位。来源：Andreas Fechner

美国的一位HIV研究者在今年开始找终身轨教职，他在评论部分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是一个拐点。他写道：“无法想象新冠疫情对我们的职业生涯有多么大的破坏力。我想待在学术界，但是这可能不会实现了。”

1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因为新冠疫情失去了博士后的工作或者博士后的offer。21%的受访者猜测，新冠病毒已经剥夺了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能确定。南美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已经失去了工作，在欧洲这个数字是11%，在北美和中美洲则是12%。

60%的受访者目前在国外工作，这个情况只会加剧新冠疫情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许多人担心新冠疫情会影响他们的签证以及居留的能力。一名来自印度、目前在美国工作的生物化学家写道：“我的签证到2021年1月到期。因为新冠封城，我三个月没有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在无法发表一些研究结果的情况下，离开现在的实验室和美国。”

『 对实验的打击 』

80%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妨碍了他们做实验。其中一位受访者是英国班戈大学的光学工程师Rakesh Dhama。他本来要在今年初去法国完成实验，实验内容是用芯片杀死癌症干细胞，但是“因为新冠病毒，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现在我设计的那个实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还提到，他的导师拿到了两台设备，可以改善实验的准确性，但是现在没人能去现场做。他悲伤地表示：“新冠病毒已经在科研方面影响了我。”

来自印度的Dhama指出，他在英国的签证在7月底到期，因此他必须要加快找工作的进度，然而这在疫情中并不容易。为了和时间赛跑，他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光学方面的玛丽·居里个人奖学金申请。他说：“我要在20天里写出一个10页的研究方案。”方案已经获批，他将在10月在芬兰的坦佩雷大学进行研究，当然前提是他能获得芬兰的工作签证。

疫情期间遭受阻碍的的科研活动不仅是实验而已。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和导师以及同事的交流也遇到了困难，57%的人表示，和他们分享研究结果变得更困难了。美国的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在评论区表示：“因为疫情，我还没见着我的同事。”

虽然疫情使科研进度产生了大面积的延误，只有不到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奖学金或工作合同会被延期。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位没有发生变化，19%却不太确定。获得了玛丽·居里个人奖学金，在西班牙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工作的癌症研究者Melania Zauri表示，她可以请不带薪假，但不能延长她的合同。Zauri表示，西班牙为许多政府资助的研究者延长了合同，但是带着优秀的外部奖学金而来的研究者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被当作了弃子。”

『 前途暗淡 』

《自然》全球博士后调查的自由评论部分记录了疫情造成的各种不便以及些微的好处。美国的研究者尤其乐于表达他们的想法。

• 在封城期间我的正常工作停滞了。但是在我的实验室之外，我依旧可以领导一个关于新冠的研究项目。一位来自英国的细胞生物学研究者。

• 博士后工作有很多亮点，但是缺乏就业保障、稳定性和职业前景，尤其是在新冠带来的衰退的阴影下，整个平衡被打破了。一位来自美国的食品可持续性研究者。

• 我是一位免疫抑制患者，本身患有自体免疫疾病，这样一来我染上新冠的可能性就很高。接下来我的博士后研究都要在家完成了。我已经失去了和其他研究者社交的机会，现在要为教职工作就业市场做准备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

• 我和同事的交流以及职业发展机会因为新冠反而变好了。现在网上的就业机会变多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生态学研究者。

• 疫情打乱了我的职业计划。本来我要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现在我只能待在中国。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 我希望我的PI能给我更加直接的职业训练...由于新冠，学术界的前途可能很暗淡。我不愿意为了教职等上两年以上。一位来自美国的遗传学研究者。 

• 因为新冠疫情，还有美国政府的“美国人优先就业”态度，我目前的博士后研究可能会被腰斩。我无法续签签证，我在本国（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几乎为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一位来自美国的农学研究者。

• 因为新冠期间的旅行限制，我即使拿到了一个offer，也没办法去国外做博士后研究。现在我也拿不到新的offer。基本上没有人会雇佣外国专家。一位来自印度的工程师。

• 疫情期间我们被当作了科研机器，我们的健康和安全都被PI一手掌控。我的好几个朋友被迫工作，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位来自美国的量化健康研究者。

• 我爱我的工作，我很幸运，也愿意努力。但是疫情不允许我做研究。一位来自阿根廷的海洋生物研究者。

• 没有哪个Zoom会议或WebEX电话能够代替实验室和同事面对面的交流和研究。新冠并没有改变我的研究目标或我的梦想，但是我感觉这些梦想已经离我远去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研究者。

• 在疫情下，就业情况相当灰暗。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

『 紧张的关系 』

本调查也涵盖了关于导师的问题。在危机中，导师这个角色显得愈发重要。超过一半（54%）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导师就如何管理研究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导，但是32%表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关于导师是否尽一切可能提供了支持，2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同意。女性受访者（28%）比男性（25%）更倾向于认为导师做的不够。

在自由评论部分，关于疫情让师生关系变得紧张的讨论尤其突出。一位美国的分子微生物学家表达了她对疫情期间安全研究规范的担忧：“我的PI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让每个人继续工作，还不戴口罩，最后学校强制以后他才开始戴。”一位美国的真菌学研究者也有相似的意见，实验室同事“被迫工作，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一些博士后找到了些许安慰。虽然26%的受访者认为疫情部分或严重损害了他们写论文的能力，43%的人表示写论文变得容易了。Wardill说：“封城以后，我可以专注于写作，这算是一丝亮点吧。”

但是，Wardill认为疫情给她的科研以及工作踩下了刹车。3月，出于对旅行安全的担忧，她不得不中断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项目，回到澳大利亚家里。她本希望那个项目的成果和论文会让她在未来的经费申请中获得优势，但是现在那些实验却如履薄冰，“我处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但是我的竞争力却不如之前了。”

Wardill希望经费资助方在衡量她的科研产出时能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她说道：“他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每个人都遭罪了。”

原文以Pandemic darkens postdocs’ work and career hopes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9月8日的《自然》职业特写版块
原文作者：Chris Wool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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