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发表为何频现撤稿

黄安年转发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5月12日发布（第20738篇）

国际学术发表为何频现撤稿

作者：任孟山《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1日 02版）

    【新闻随笔】  

　　因学术不端问题，国内学术圈又迎来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地震”。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旗下期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论文被撤，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操纵作者身份、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内容抄袭、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

　　这已经不是国内学术圈在国际发表上的第一次集体出丑了。2017年4月，施普林格集团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2015年8月，该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为什么总是有如此让人尴尬的学术撤稿事件？

　　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国际学术发表的评价导向及其丰厚的利益回报机制。每次事关中国的国际发表撤稿文章中，都会涉及诸多知名的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这次集体撤销也是牵涉到国内数十家高校、科研机构和公司，包括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单位的偶发行为，而是背后有共通的机制性要素。更让人尴尬的是，其中有些论文还堂而皇之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之所以有这么多单位、这么多人敢于一次次铤而走险，那是因为国际发表背后有极其诱人的利益。几乎所有单位都会对国际发表进行奖励，在国际发表量较少的单位，更是会对此重奖，一篇论文几万元不在话下。不仅如此，国际发表还可以让作者获得职称晋升、人才帽子、科研项目、基金资助等各种好处，可以“一鱼多吃”。

　　实事求是地讲，国际学术发表确实很重要，而且，为提高科研水平，为提高科研国际化水准，为提升中国科研的国际话语权，适当鼓励国际发表无可厚非，但近些年来确实有些过头了，以至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相互比拼中用力过猛。

　　有些人愿意冒险、敢于冒险在国际发表上造假、剽窃、抄袭的因素，当然不只是评价导向及其回报机制，还有大家对国际发表丑闻的习焉不察，以及缺乏足够的惩罚机制。长期以来，不少论文署名单位的态度是，不管你用什么招，只要能发表就行，只要能让单位填到各种表格就行，对于学术圈论文发表的灰色产业链，只要没被曝光没被抓到现行，就充耳不闻。

　　就像沸沸扬扬的“韩春雨事件”，单位对石破天惊的国际学术发表竟然没有一点点核查审查机制，就开始向韩春雨怀里猛塞各种头衔和项目，最终竟然是依赖外部力量通过网络打假来矫正，不能不说是一种机制性缺失。而且，从惩罚力度上讲，家丑少外扬，不少丑闻最终不了了之。即使轰动了国内外学术圈的“韩春雨事件”，结论中竟然措辞为“不存在主观造假情况”，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因此，既然有足够大的利益诱惑，再辅以不足够大的惩罚力度，自然会有人想冒险投机。不过，自今年开始，国家对这种情况的系统性、机制性矫正已经启动。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要求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也是在2月，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订并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矫正在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纠偏的开始，也是落实“破五唯”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原来很多方面的规定都需要调整，特别是单位的落实过程还有消化、理解、修正的过程，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有行动。当然，也需要保持时刻清醒的是，纠偏过程要避免产生“钟摆效应”，避免矫枉过正。

    （作者：任孟山，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研究生院副院长）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0-05/11/nw.D110000gmrb_20200511_5-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