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中自由放任的代价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5月7日发布（第24688篇）

90年前的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起源于美国，这场席卷全球危机的最重要结果显示，当时占据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无力应对经济大危机，逐步让位于主张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时期。自那时起，美欧政府更加重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交替使用，愈加重视发挥看得见的手在危机时期的功能，宣扬自由放任的约翰 马歇尔经济学，让位于主张国家干预的约翰 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不过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依然以自由至上的自由王国自诩，这种自由生活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放任无度的地步，以至于了尽管科学技术发达仍无力应对传染性流行疾病蔓延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对人类的折磨，在这个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扩大了种族差距、贫富悬殊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明显差距。全球化浪潮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脱颖而出，但在全球总体上这些差距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多点爆发和快速蔓延，仅仅3月10日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10万到百万到370多万的全球确诊患者数字，美国患者从不到千人发展到120多万，死亡7万多的数字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已经敲响了自由放任生活的丧钟。疫情快速多点蔓延告诉人们，疫情不分国界和制度，不问贵贱和贫富，不论地域和种族，病毒无缝不占，尤其是哪些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随意接触的人群，最容易中招得病和传染，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世界各地概莫能外。

如上所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后，自由放任思潮和经济理论主导地位已经被适度的国家干预主张所取代，这种干预的力度和内容各国有所不同。而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际上是对经济领域里自由放任的约束，绝对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当下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不过这种干预往往不涉及社会生活领域，因而自由放任式的生活方式在欧美等国家比比皆是，病毒中招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冠肺炎疫情以呼吸道接触快速感染为特征，在全球大流行时期，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一种现象，凡是对社会上个人和集群自由度不加必要的干预和限制的地方，疫情蔓延就难以控制甚至迅速扩大。凡是喜欢集群而不加设防的人们容易中招。以为放任的我行我素自由价值观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和家庭有利的结论已经引发人们广泛的质疑，以为对个人行动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就是妨碍自由的见解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以为靠宣扬外来说可以为本国放任不管、防控失职开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以为通过自由放任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群体免疫”论来应对疫情，将使国家和人民难以承受而成为严重灾难，甚至连始作俑者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各国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取限制行动自由“保持社交距离”的各类措施。疫情的发展显示遏制疫情不能指望速决，很可能是持久战，有鉴于此，全球化下的国际社会需要立足于防疫常态化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强化对经济生活的国家干预和国际性协调，而且会强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预判，自由放任式的社会生活将为有节制和政府干预的生活方式所逐步取代，我们需要适应这个可以预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