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天佑兄》【《红楼梦学刊》2011.3】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4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5日发布（第23030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追思天佑兄》，2011年清明前后； 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3辑，第93-100页，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531-537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2张拍自《追思天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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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天佑兄

       沈天佑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小说的教学和研究,是《红楼梦》的资深研究者；于我而言，更是一位交谊甚深的老友和仁厚亲切的兄长。

      去年即2010年8月14日,老沈永远离开了我们；此前十天的8月4日,北师大郭预衡先生谢世；此后几天,我同班一位老同学病故。旬月之内，接二连三，痛失良师益友；心情沉重,思绪纷乱。到了九、十月间，我只写了一篇悼念郭先生的文章。对于老沈，忆想三十多年来交往相处的种种,一时竟不知从何下笔。转眼间2011又过去及半，无论如何，在老沈逝世周年之前我必须写点什么,为逝者，为自己，也为来者。

                                                       共同坚守

       我与老沈相识是在1975年《红楼梦》校注组。由于历史的原因，校注组的工作分成前后两段,其间有一段时期小组的原班人马各返原单位,继续工作的人员尚未调入,日常“留守”的只剩下老沈和我二人。作为一项学术工作,从起始到完成经历一些曲折不足为奇。我们两人可以算得是这低谷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今天回望，不失为一种坚守，只少并未泯灭对这项学术工作的信心和兴趣。

        今天我已记不准这段时间有多长,只少几个月或半年以上,也不清楚为什么留下老沈和我,大约是外地高校的都回去了，我们二人是本地高校的,而北京许多单位揭批“四人帮”的任务都很重,比如希凡先生必须回《人民日报》，其庸先生虽则主持新校本工作直至完成,但此时人民大学和筹措小组继续开工的各种工作也很忙,日常是不能来的。老沈和我相对闲散，于是每天他从北大我从师大来上班，地点也不复在原先恭王府门前“琴楼”（今已拆）的小房间，而是被安排在王府后楼(俗称九十九间半)暂拨给的一间二楼上的房子。印象很深的是我们二人对坐，从形状古雅的后窗望出去的是其时尚很萧索的荒园。每天除了看书而外,国事校事到身边琐事，随意而谈，可谓“朝夕相处”。比之初时只是工作上的接触，此时要熟稔得多,“文革”结束宽松的环境也使我们的交流更为自由自在，有许多共同的感受。

        如果说,上述的“共同坚守”是指某一时段的某一事件，那么还应当从广义的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沈天佑先生对他所从事的教学和学术工作的一种坚持,一种操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恪尽职责的教师,一个富于良知的学者。

         这一方面，北大同仁和受业学生当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评述。我只能就自身有限的闻见主要是从红学方面略举数端,以窥一斑。

        新时期伊始，沈天佑先生就有《红楼梦第四回和总纲》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该文肯定了第四回在揭露金陵四大家族的富贵权势相互勾结，揭示封建国家机器实质方面的意义；但并不足以称为全书的总纲。文章就小说的丰富内容、多重矛盾、艺术结构等作了全面的分析,论证第四回总纲之说不能成立,若一定要说总纲,代之以整个前五回倒比较合适。此文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文革”中流行的说法有拨乱反正的作用。继之,老沈积极参与了关于《红楼梦》主题主线的讨论,在1985年的全国红学研讨会上,提交了《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再认识》的长篇论文。作为古代小说研究者，他对《金瓶梅》、《红楼梦》两部巨著用力最多,并着重揭示两者的关系。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天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的专著，吴组缃先生作序，说“沈天佑同志的论文是比较稳健和平实的,对于研究者及一般初学青年都有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吴先生所言至为恰当，“稳健平实”是对老沈教学和研究的中肯评价。

        嗣后,在社会上、在红学内外出现过种种“热点”，老沈是关心的，并尽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社会责任。比如对于八十年代后期上映的《红楼梦》影视剧，老沈给以热情的肯定，也指出了不足,他有一篇《电影红楼梦之我见》,是当年影视评论中有见地的很中肯的文章之一。再如,对于引起轰动的“太极红楼梦”、“红楼解梦”以及热度更高的“秦学”等等,老沈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里曾经接受过采访，表达了自己并不随波逐流的见解，观点鲜明，实事求是。

      我们这一代经过风风雨雨的人都懂得包容的重要,更明白坚守的不易。教书治学本是寂寞艰苦之事，太红火热闹未必是常态。我和老沈虽服务于不同的单位,见面也少,然而于世道、于教育、于学术存有共同的信念，意识到某种共同的责任。当然，老沈比我做得多做得好,而他的所言所行,常是我所赞同和支持的。即此而言，也可看作一种共同的坚守。

                                                       “师大女婿”

        老沈之于我还有一份如兄如长的亲切感，原因在于他的夫人郑之万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是著名的古小说研究家王古鲁先生的研究生。郑老师正是我的老学长，她的同学在师大或别校工作的不少我也认识。缘于此,我尝戏称老沈是我们北师大的女婿。其实,在北大和师大之间，这种“姻亲”关系在所多有,比如,与外子在师大历史系同一教研室的冯月华老师,她丈夫就是北大中文系鼎鼎有名的1955级的费振纲。反正，由于这一层“亲缘”，我和老沈有了更多的沟通，对北大中文系有了更切近的了解。

        在我认识老沈之前，对北大中文系并不陌生。六十年代之初,我曾旁听过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的一些课，尤以听严家炎先生的课时数为多。其时因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住在中央党校南院，离北大很近;再则当年毋需任何手续,只消按点往教室后排一坐,就可听讲。因而我也勉强可以算是北大的一个旁听生。当我同老沈熟识之后，对于北大中文系就不只限于从课堂上,而是从更多的侧面，甚至由某些轶闻趣事去感知老沈生活其中的中文系。

        比如,八十年代老沈曾奉派去意大利罗马大学讲学,九十年代中期又曾在香港和泰国的大学执教。当时在国内大学教师待遇尚低，记得老沈在向我叙及国外见闻时还赞赏说,我们北大中文系让教师轮流出去讲学,也是“落实政策”，改善待遇，真是一举数得的好办法。回忆干校生活时老沈告诉我当年劳动,老严（家炎）修渠必求一条线笔直，左量右度，一丝不苟，令我想起老严的治学严谨，那种书生本色令人起敬。也是从老沈那里我才知道乐黛云是王瑶先生最早最得意的弟子，如今陈平原是关门弟子。王先生过早离世令大家惋惜不已，而有这样优秀的后继者亦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了。我们尝议论在同样政治气候下,师大名教授许多都被划了右派，而北大则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元气。总之，从现状到往昔，从大事到细节，通过老沈，我对北大有了不少感性的认识。以至于退休十多年来何时调了工资、何时发了房贴，何时给了老劳模以补助(老沈与外子同是1960年的市劳模)等等，老沈都会及时“通报”，而每每都是北大遥遥领先，令人慨叹“北大毕竟是北大”。在以人为本,吸引人、留住人,给人材以宽松的发展空间方面，北大确有独到之处。新世纪之初,各高校原有的“系”普遍地升格为“院”。一次邓魁英老师在电话中不无调侃地告诉我,北师大如今是“文学院”了,原班人马,“中文没戏（系）啦！”而北大依然故我，至今仍是“中文系”，这样的独立特行也是一种坚守吧。

        老沈家住北大蔚秀园，以后搬到承泽园,我都去过,还陪同校订组旧友中山大学曾扬华和上海师大孙逊二位老师去过。退休后,他儿子为之购买了在西三旗的花园别墅，我也去过不止一次。我在北师大的家和现时天通苑的寓所他也都来过。2009年6月20日,老沈老伴有事，他很想来聊天，我租了辆车把他接到我家。那天，我老伴下厨做了几个菜,有清蒸鲈鱼、水煑毛豆，很对老沈的口胃，还喝了一点红葡萄酒。老沈快满八十岁了,这次权当我们给他过生日。他很高兴，很尽兴，谈了很多,包括他的近亲曾在台湾军方高层任职等往事。

        这是老沈最后一次来我家。

                                                      永远乐观

        2010年8月16日,距老沈逝世后两日,在八宝山告别。时间定在上午11点,我8点多就出发了,路远,要换乘三趟公交车和地铁，怕走错。此前7月25日去北大校医院看望病危的老沈时,我们是祖孙三人同去的。孩子暑假，需人照管。此番往八宝山,只得我独自去了。当我从地铁口出来,前往兰厅，一路之上,烈日当空,悄无行人,心绪倍觉悲凉,甚至疑心记错了时间,直到走近告别厅,看到有一辆大约是北大来的轿车才定心。入内后人不多,横幅上写“告别亲人沈天佑”，我意会到逝者和家属从简的用心。

        行礼之前老沈的长子沈群讲了几句话,说，“父亲生性乐观，今天有这么多叔叔阿姨老师同学来送别,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真是知父莫如子，“生性乐观”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不觉扫去了我的心头的阴霾。回顾我和老沈交往的过程，他的乐天、达观、坦然确乎是个性的主色调。

        人的一生，总有种种曲折坎坷，即无大劫亦有小波。老沈早在1947年中学时期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进入华东团校，建国初期在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局工作,一度为赵朴初手下秘书。按资历老沈可以离休,但1997年办了退休,他本人并不在意，近年也想过补办,并曾商之于我,由于年头已久未果作罢。由此见出老沈并不斤斤于待遇，也从不摆什么老资格，提及过去那些革命经历。直至逝后近日方听说有相熟的老同志忆及他当年的事迹。老沈1949年10月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后多次申请入党，由于家庭成分一直未能如愿,三十多年来,信念如一，直至1981年方实现夙愿。并在新时期担任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对于前途,永远抱有信心,对于现状，常常乐天知足。老沈从来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

        在人材荟萃的北大中文系，老沈不属于才华横溢、造诣精深的尖子，但绝对是一方勤恳踏实敬业尽责的基石。长期以来，他协助吴组缃先生同时独立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吴先生晚年，一切具体繁琐的如辅导、作业、填表等等都由老沈来做，此类教务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顾不上自身的科研。我们看到吴组缃沈天佑合著的《宋元文学史稿》早在1989年出版,而“明清文学史稿”至今未能整理出来。由于北大总体上的高水平,在教学、科研、职称晋升等方面要上一个台阶，得到好的评价谈何容易。这方面，我作为局外人并不了解,也未听见老沈有任何烦言和牢骚，倒是对同行和系内同事常怀敬佩之心,颇多赞赏之语。乐观豁达的心态造就了老沈的好人缘。这个好人缘也惠及红学同仁，不论早年在校注组或以后回到了学校，老沈总是有求必应，特别是吴组缃先生担任中国红学会首任会长期间，种种沟通、协调、陪同、跑腿之事，都找老沈，他不辞辛苦劳碌，不计个人名利的奉献精神己为大家熟知和感念。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老沈也向来乐观,曾经因骑车过快,摔成骨折,卧床数月方癒。医生批评他心态与年龄不相适应。2010年2月9日,其时老沈病已确诊，移居长子寓所，在紫竹院西曙光花园。那天我和老伴同去看望，他虽则消瘦精神仍好，临别时特意告诉我:“前几天袁行霈来,他是文史馆长了,倒没有架子，我们是北大同事在五七干校共过患难。他对我有六字评价：正直、热情、厚道。一生能当得这六个字,我很满意。”这天我还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韩美林专为他绘的观音像，韩美林想来是沈群友人，所绘观音头顶莲花,宝相慈和秀美，下有题词：“己丑吉年,百事得利，百病皆除，百忧转喜，百危遇安,阿弥陀佛,得大自在。”署时为2010年1月15日,是半个多月前刚画的。

        这吉言，未能留住老沈的生命,却代表了亲人友朋真诚的心愿和祝福，他那爽朗的笑声和乐观的品性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我想,老沈是有福的。他满意于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和世人对他的评价；他对自己的病并不知底细也不想究底，从不言及后事亦未留下任何遗言。这也许是他乐观的天性使然,其实并无遗憾，因为老伴和长子已将一切安排妥洽。如今，老沈已归葬故里上海崇明岛，而且新建的崇明博物馆将专辟一室展放他的藏书和遗物，足以惠及桑梓，泽及后代。

今虽人天相隔，却依然阻不断老沈乐观豁达的风神对我的感染。老沈去了,他的风神常在。

                                              写于2011年清明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