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红楼梦学刊》2009.4】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31）】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2日发布（第23012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4期。写于2009年5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1258-265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3张拍自《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红楼梦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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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      迎难而上

                    ——写在《红楼梦学刊》三十岁生日之际

        一本刊物如同一个人,也是有生命的。《红楼梦学刊》可谓是个幸运儿,她落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末的1979年,这可是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此际，红学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十年浩劫的摧残扭曲之后，刚刚迎来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整个思想文化界从万马齐喑到生机萌动,从百卉凋零到大地回春,《学刊》的创办犹如一枝报春花,成为复苏的征兆、繁荣的先声。这样的历史机遇不说千载难逢也可称百年一遇。《学刊》的确是应运而生，生得其时的。

        当年的那份兴奋劲儿集中体现在了79年5月召开的《学刊》编委会成立会上,这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会真的可以载入史册，够人回味一辈子的。只要重提那些与会者的名字就可以见出其品位，这里有茅盾、王昆仑、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启功，有林默涵、吴组缃、端木蕻良、杨宪益、贺敬之，有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王利器、张毕来，有冯其庸、郭预衡、廖仲安、李希凡、蓝翎……。大家聚集在一起固然是由于对红学的关注，其实更寄托了对学术文化复兴的企盼。此后，逢到学刊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一百期，以至眼前的这三十周年,都会提到这次盛会，师友们各有自身的感受和记忆,笔者虽则未入红学之门,也因能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庆幸。回忆,远远不止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要记住，我们曾经是在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上迈步的。

    而今，三十年过去了,“一枝独秀”早已被“千帆竞渡”所替代，而且这河床日益宽阔、浩大，不仅传统文化的水深流急,更有域外文化的八面来风。《学刊》这艘红学之舟要把稳船舵击浪前行,其难度是大多了,而且会愈来愈难。

    “迎难而上”，学刊多年来是努力这样做的,今后也只有继续迎难前行,舍此别无他途。

    因此，在三十周年这个节点上,应当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面对刊物的生存压力（姑不论经济压力），难点何在，有何良策。学界的先进和新锐特别是办刊人当会有全盘的高远的考量，笔者只能从读者有时是作者的角度略陈一孔之见。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给学刊写文章要顺畅容易一些,进入新世纪以来，就如《红楼梦》七十六回湘黛联诗进入高潮，“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编辑选文恐怕也类此。究竟难在何处呢？就笔者个人的感觉而言，可以说:难在出新,难在述旧,难在彰显学术个性。

    难在出新。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学术贵在创新,然而原创谈何容易！何况是在红学这个早已拥挤不堪的园地里,深耕细作，掘地三尺，边边角角, 旮旮旯旯，都被翻到了。那些炒冷饭、循八股、大而空的东西的确让人倒胃。高校的学位论文,选题往往避开名著熟地,开垦处女地比翻新老话题要有把握有意义得多。红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过、争论过、论证过,往往各说各话,悬置起来。本来学术不必定于一尊,可以多元并存,只是想要不蹈袭前人,不重复自己，委实不易。而且当今之世创新一词往往被滥用,成为时髦，网上Google检索创新一词已经超亿,真假难辨。借红学之名标新的奇谈怪论还少吗！因而有学者认为创新和坚持既为二律背反,亦为可以兼容的一体两面。坚持学人本色,坚持学术水准,创新或许就在其中了。

    此际不由得使人想起前不久故去为大家惋惜不已的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金先生是北大教授，也是《文史知识》资深编委，他在《文史知识》出刊200期时曾为文祝贺和勉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文史知识》创办之初,就有人对我说,这个刊物不可能‘长命百岁’，因为‘中国古代文史知识虽然丰富,但总有个限度，办得太久就不免重复了’。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由于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代代新的读者，因此在需求上就决定了刊物对基本的、重要的文史知识必须作反复传授。同时这种传介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总是因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要求以新的观点、新的角度和新的诠释方式来传介文史知识。这就要求办刊和撰稿的人充分发挥创造性，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不断开拓进取。我不知道《文史知识》究竟能不能‘长命百岁’，但可以想见它的确任重道远。”金先生这番话是对《文史知识》说的,但对其他学术刊物包括《红楼梦学刊》同样适用,“任重道远”的寄望同样语重心长。固然《文史知识》是普及读物，但它的学术品位素为学界公认；《红楼梦学刊》虽属专学刊物，但同样希望大众爱看。何况在领域上红学毕竟更专门、更有限度、更容易发生上面金先生所遇到的问题。事实上,正如金先生所言，我们的读者在更新,一代又一代地生长起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学术文化本身也极大地发展了。不必说《学刊》初创的年代，即使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如今对于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包罗广泛,成果丰硕,对域外的新观念新方法也不再饥不择食生吞活剥而有所选择有所磨合，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被置于一个广阔深远的坐标系之上,视野的开阔和视角的新锐可能带来新的发现。

    最重要最根本之点还在于对象本身，即《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这里我想借用北大陈平原教授最近谈“五四”的一段话,“‘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五四”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换成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道理是一样的。对象本身的丰富和复杂,使之具备特殊的精神魅力去召唤读者，穿越时空。因而经典具有自我翻新，不断增值的属性，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红楼梦》中感受精神的魅力和审美的愉悦，这种过程还将持续下去。她之所以经得起反复阅读长期研究是因为其中所包蕴的人生真谛和艺术奥秘永远也不会过时，只要你真诚地用心灵和她对话了,她就会活在当下,人的心灵有多丰富，作品就有多丰富。笔者尝听见青年朋友关于《红楼梦》的谈话或撰写的心得,不禁惊奇地自问,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看,没有这样想!自己竟然“熟视无睹”，可见“新的发现”不仅可能,简直是必然的。新的一代或新的学术环境下,对作品必定会有新的阅读，比方有的学者提出,对于《红楼梦》不仅可以作史证、实证，还可以做悟证。“悟”要求心灵的敏感和纯净，“证”就是不能凭空臆想,须得有对作品深度阅读的基础。上述金先生所寄希望于编者和作者的创造性、新开拓当然包含着对经典的新诠释、新感悟。

    其实,我们的作者无论新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出新”的努力,新的成果总在涌现。每期收到《学刊》，自然不可能篇篇珠玑，但总有若干篇或一两篇,颇具新意，常常是中青年学者的文章跃动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呈现着潜力和后劲。老一代也并不都已“淡出”，近日得知蔡先生逾两百万字的集校注评于一体的《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已经脱稿，还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冯先生几年前尽管已有“瓜饭楼”评批本广受欢迎,但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评批各个抄本。胡文彬先生前些时告知，他将有《程伟元、高鹗和红楼梦》新著问世，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研究论著，下册为资料集成,对于纠结不清的作者问题大有贡献；他还有一项关于《红楼梦》语言特别是方言研究的课题已经酝酿成熟。李广柏先生倾数年之力，潜心撰写的红学史著作,早已完稿，正筹划出版中。关于版本，笔者向未涉足,只不过闻得友人杜春耕先生屡屡慨叹,他以十年之功研读杨本,考校记录足有一尺多厚,在2003年第一辑《学刊》上曾发一文较全面地阐述他的心得和见解，然而数年来回应者寥寥（不论赞同还是反对），令他颇有寂寞之感。最近，他又有了新发现,正在攻坚。

   笔者荒疏而且寡闻,以上只是想在自己有限的思忖和闻见范围内,说明学问和学刊之“出新”不仅通于道理，而且见于实际。

    接着来说“难在述旧”，所谓“述旧”有点费解，自己亦觉不洽,只是想不出更恰当的表述。其实述旧也是一种坚持,此处意指对过往成果的一种描述、检阅、梳理、整合。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关注红学的“研究之研究”。之所以要从这一角度着眼,是因为有关红学的论著和文章太多,多到目不暇接、充斥市场,好的方面是繁荣、丰收,其负面是芜杂、泛滥,所谓“红水泛滥”，总之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需要筛汰、沉淀、淘洗、选择。这样才能搞清楚真正有价值的,可称之为成果有多少。即便是“导读”一类也大有高下,有严肃认真、客观平实，给青年以启迪的,也有草率从事、拼凑抄袭、不知所云的。作为刊物，应当推荐、评介优秀的,使读者有所选择，知所弃取。

    学术需要积累,因而要弄清楚前人作了什么,讲过些什么,然后才能够“接着讲”，即或是“照着讲”也要有新的讲法。否则就有盲目性，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往往自以为发现了新材料,其实前人早已发现了,或自以为是新观点，别人早就讲过了。为了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无意义的争论，必须弄清楚“家底”，不论编者还是作者，都得心中有数。记得十多年前,学刊曾经发过一篇文章，竟然同若干年前发的一模一样，完全是重发。这当然很荒唐，同一刊物而且相隔不太久。可以想见,二百年来在各种红学论著中,重复,或者原地踏步无所提升的无效劳动是很多的,这只是在学术范畴内,不包括那些沦为政治工具的、连篇累牍的东西。对于青年朋友来说,尤其应当避免盲目性，使自己的起点更高一些。笔者有时会惊异于八十年代属于常识的东西包括作家作品本子等今天怎么变成处处受到质疑的问题了呢？想来恐怕有两种情况,一是原先的“常识”未必完全可靠,需要修正、完善或重新认识,再者就是年轻的朋友不了解、不熟悉。刊物也有责任帮助他们具备这些基本的素养。

    说到“研究之研究”其核心应当是红学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就是以本学科已有的学术成果为对象的。著史者对以往的研究经过了一番检阅、筛选,按一定的框架给以描述整合和理论概括。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对于提高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和推进本学科的学术水平都是不可或缺的。环顾国内外,此类工作可借鉴者甚多。从2004年开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已经着手,第一系列包括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八位作家，目前已经结项完成。国内最为切近的有前几年出版的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学研究史》，古代作家的研究史类著作也在所多有,都足资参考学习。当然，红学的学术史著作已经有了多部,或曰小史，或曰通史，或曰史稿，或者名虽不着史而实为史著史论,问世有早晚,侧重有不同,各有特色，各有贡献。而其作为学术史,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积累的功能，至于史识和创见,则要看史家的修为了。无论是学术的积累和水平的提高,“学刊”都应对此项“研究之研究”给以充分的关注。这里我还想提到洪涛先生的一本新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著者很有自知之明，借助西方视野十分谨慎;也有知人之明,检点前贤成果,不落窠臼。本书对繁复的红学现象不以时期划段,不以人物为线,也不以流派分野，关注点在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从作者、文本、及特殊读者（脂评）三者着手,看红学家们如何诠释以及为什么会采取某种方法。这种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追问,往往会发现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却源出于同一种方法,或者某学者用同一方法竟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这实在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很有深度的学术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红学真相,看看到底有多少站得住的有学理依据的成果。

    为了给“研究之研究”奠基和铺路,《学刊》应当呼吁和倡导各类资料工作,包括目录、索引、资料的汇集及选编等等。由于有了电脑网络的检索固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功能，许多繁琐的、细致的、艰苦的工作仍然需要研究者亲历亲为。《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小说版本的数字化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真正从事版本研究终归还是得去查阅版本的原貌。

    最后想谈谈彰显学术个性的问题,这恐怕是笔者的一种奢望。个性和共性是对立的统一,共性是规范,是应当共同遵守的东西。《学刊》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准首先应当遵守学术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理解规范的实质是对学术品德的要求，即诚实，尊重前人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一切条条和框框都是为之服务的。但如果一味着重形式、片面强调框框就会走向反面。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对那些机械死板的量化规定和形式要求提出了质疑。试想，王国维在二十七岁写的《红楼梦评论》如果拿到今之学术刊物上恐怕要被挑剔许多技术上的“不合规范”之处,陈寅恪、鲁迅、吴宓的文章也不那么“规范”，这些“大家”、大手笔、极富学术个性的文章总不能被规范窒息、抹杀吧。当然，我们一般人尤其初学者基本的学术训练是必须的,但不能因此拘束了新鲜活泼的文风和独立的自由思想。由于量化和规范化盛行，翻开现在的学术刊物往往面目雷同，文章的套路也大致相仿，刊物没有特色，文章缺少个性。这对于以文学包括红楼梦为对象的刊物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憾事。无怪北大中文系前主任温儒敏呼吁应当有“文气”，有感于学生一进来就啃文学史、写评论,而后做学位论文,对文学对作品没有多少感受，却能洋洋洒洒地做出论文来。这样的文学教育未必健全。充斥着同类模型成果的刊物也未必高明。因而，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呼唤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不拘一格的好文章，应当是刊物的追求，也就是说在倡导优良的学风和文风方面，《学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学刊》要葆有生气和活力,这就不能不郑重对待一个大家关心及议论已久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大众、面对网络的问题。这在有关“秦学”和影视改编的讨论中已充分凸显出来。本来,《红楼梦学刊》不过是一个学术刊物，她只有推动、繁荣学术的义务而没有包揽、判决学术的权力。由于是学术刊物，注定了发行量必然是有限的,与强势的铺天盖地的公共传媒相比,学刊的声音十分微弱，以至大众根本听不到,看不见。记得学刊曾经秉持学术公正的立场摆事实,讲道理，发表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影响有限,多数人尤其网民信从“新说”者仍多。就全社会而言，学术处于边缘地位，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学刊》也一样；但在《红楼梦》的读者愈来愈多、红学日益普及,大众热情参与的情势下, 《学刊》应当调整自身的姿态，关注大众，尤其应关注网络。网络是比纸媒远为便捷、高效、覆盖面广、传播迅速的电子媒介，通过网络发言、写作已经成为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趋势。有的学者由于网上的众声喧哗甚至有粗俗不负责任的话语而不屑一顾，这样的负面东西当然存在,需要规范和引导;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网上有大量新鲜活泼的原创的东西,有闪光的思想,有鲜活的语言,哪怕只是片断却弥足珍贵,何况网上也不乏成文的有系统的见解和文字。事实上,有许多报刊已经在和网络互通互惠了,即纸媒的好文章上网广为传播,网络上的好东西被纸媒采用、刊登,见解被采纳吸收。

    要之, 《学刊》应当花一定的气力来关注网络,或摘编、或综览、或吸纳,或回应,记得学刊曾经这样做过,还应当加强,在摒除那些芜杂、低俗东西的同时,使数量巨大不断涌现的网络资源,成为《学刊》的一股源头活水。

    笔者属于不会运用网络的传统纸媒人,却也感受到了网络的威力。《学刊》的读者愈来愈年轻,网民愈来愈多,历史注定了拒绝网络必将被淘汰出局,而《学刊》及其读者将得益于网络而永葆青春。

    末了,想说《学刊》的生命比个人的学术生命要绵长久远。时下,超过百岁的老人日益增多，因而对老人的祝辞也不再说“长命百岁”，对《学刊》就更不适宜了。因此，不必祝愿《学刊》办到何年何月,只消记住“任重道远”就足够了。

                                                                                              2009年5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4辑，第1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