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红楼梦学刊》2001.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02）】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0日发布（第22980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在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载《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纪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第13-15页。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425-428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1张拍自《在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在宋淇著《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面对这部新出版的宋淇先生的红学论集《红楼梦识要》之时,我有一种既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之所以有亲切感是因为自八十年代初从《香港红学论文选》到最近的《学刊》上陆续看到宋先生的文章,集中多篇曾经读过;之所以又有新鲜感,固然因为有的文章第一次看到,更是因为许多读过的文章依旧葆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常读常新。可以说,对于我这样的后学晚辈,宋先生的文章当年起过启蒙指引的作用,今天同样具有示范启发的意义,为红学园地提供历久弥新的学术养分。

    下面简说几点粗浅的认识。

    首先,我觉得宋淇先生的红学研究具有起点高、视野宽的特色。书中第一篇文章《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也是《香港红学论文选》的首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包含了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坛的定位和红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的精到见解和透彻分析。宋先生说:“《红楼梦》虽然只是一册未完成的小说,但本身的份量和品质可与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总和相提并论。”“环顾世界文坛,倚仗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赢取到大作家的地位,曹雪芹真可以说首屈一指。”宋先生看重资料的发现和考据的方法,但尤其关注文学的批评和艺术价值的研究。他指出“坏的文学批评比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更不着边际”; 那么好的文学批评则不仅需要基本的训练和理论的修养,更需熟悉世界的名著。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大师固然要熟读,二十世纪各种流派的小说家也要广泛涉猎,“对荷马的史诗、《源氏物语》、莎士比亚的戏剧、《唐·吉诃德》等名作的直接知识也会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红楼梦》的真面目。唯有这样的比较研究才可以把《红楼梦》的地位正式确立。”我们知道宋淇先生本人是作家、文学批评家,更是资深翻译家,红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虽占重要份量,但从事红学研究的时间却比较靠后,以至到退休后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执着于未完成的红学论著。这就造成了宋先生涉足红学的学术起点高、论评红学问题学术视野宽的特色。由于家学等原因其国学根柢渊源有自固不必说(文集中《读楝亭集》对《咏红述事》之笺释可见一斑)，西学方面尤其是翻译学的造诣当今学人中如宋淇先生者真是凤毛麟角。人们历来常将“莎学”与“红学”相提并论,然而浅学如我辈对“莎学”究竟知道多少呢?很可怜,多半只读过若干中译的代表作品而已。在宋先生,则不仅能亲炙莎翁原著,且对莎学的由来与发展亦了然在胸,他列举莎学的各个阶段和重要研究家,指出流派虽多而“重心仍在文学批评上”,牛津教授的论四大悲剧为莎学力作,而对后期作品的象征、意象、析义等研究更不胜枚举,“放在一起本身即可成为一个图书馆。这些研究和批评只有更加巩固莎士比亚的现代性。”莎学可为红学的比较和借鉴,在这里不是一种泛论,而有丰厚的事实和深邃的目光作为依托。正因为宋先生具有贯通中外的学养,因而他的研红有一个开阔的视界和众多的参照,他在文中特别推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新红学的方向》这篇文章写于1972年,三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新鲜感和现实性,建议《学刊》重新刊发。

    其次,宋先生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他的研红文章可以说是文本和文献融通的范例。记得99年金华红学会议的主题是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面向21 世纪的前瞻性论题。其实在红学前辈的研究中,就有这种融通创新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就如宋先生集中《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怡红院总一园之首》这两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即为这方面的佳例。人们知道,脂评作为一种文献资料对今人解读《红楼梦》原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宋文对与论题相关的脂评每每搜求务尽、体察务精;对作品本文细读深研、排比玩味,更十分注重甄别版本之差异,尽量取用接近原著的文字。也就是把文献的可靠性和分析的逻辑性结合起来。比方对宝玉其人,先举11段脂评昭示其在“情榜”中之地位,尔后依据原作从各个角度如贾府上下旁观者眼中、男性知己眼中、女儿眼中、作家眼中以及本人的内心活动等,面面观照、层层递进,再以各处相应脂评加以印证,使宝玉作为“诸艳之冠”的题旨得到充分的论证,着重阐明贾宝玉对女儿不问亲疏的珍重“完全出诸自然”,“是以香花供奉,并不想占有她们的身心”。并且很有见地地指出宝玉生理上的正常和心理上的以女儿自居本是个极大矛盾,作家克服了这一矛盾是艺术上的伟大胜利;而对女儿一视同仁和挚爱黛玉又是一极大矛盾,克服了这个矛盾使读者信服,“是《红楼梦》艺术上又一伟大胜利。”《怡》文作为姐妹篇同样具有从容细密、文本与文献融合贯通、水到渠成的特点。指出写怡红院采逐渐透露法,“从宝玉、贾芸、刘姥姥、平儿到全知观点,几乎像一首五个乐章组成的交响曲,……古今中外小说中还没有第二部可望其项背。”本来,以宋淇之学养背景,取用西方文论乃轻而易举之事,然而他认为,“我们当然不能拿西洋小说现成的范畴:‘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来形容《红楼梦》,因为《红楼梦》的出现比西洋的正规小说为早,而且脱胎于一个迥然不同的传统。”可见宋淇真正着意于《红楼梦》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他的红学文章路正味醇,十分耐读。

    其三,《论集》中有一篇评《红楼梦大辞典》的文章,也是我所关注和心感的。宋先生从何人主编、何人作序、何人题签、何处出版等掂掇它的份量,尤其注意红学人物和红学书目的收录标准,从总体上对《辞典》的客观性和实用性给予肯定的评价。记得1995年在香港梅节先生曾将此文复印给我,今天重读深感当时在大陆以外对《辞典》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们的编写用意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理解和积极回应,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作为《辞典》编者的一员,我深知缺失尚多,只有待诸来日修订了。

    此外,有一点遗憾的是《论集》未能收录宋淇先生有关《红楼》译事的文章。众所周知,宋先生对《红楼梦》的翻译有精深而系统的见解,《红楼梦西游记》问世很早,编于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红学论文选》也收有论译的长文。事实上,《红楼梦》要真正走向世界首先要有好的译本(不止一种),而译《红》难度极大,这方面造诣深湛、有发言权的人太少了,希望能够看到宋淇先生这方面论述的结集。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书店出版社做了一件于红学大有裨益的实事; 同时应当感谢促成此书出版的梅节、陈庆浩、蔡义江、胡文彬、杜春耕诸先生。

　　（2001年2月26日）

      (原载《红楼梦学刊》二00一年第二辑第1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