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6.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7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7日发布（第22954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写于1995年岁末，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第239-26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11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味录》第84-11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第88-102页，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照片36张拍自《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梦在红楼之外

——《再生缘》与《红楼梦》   

比曹雪芹的《红楼梦》稍晚，也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杭州籍女作家陈端生创作了十七卷长篇弹词《再生缘》。这是出现在清初的一大批弹词作品中最杰出的一部。弹词作为一种讲唱文学流传民间，与小说同属通俗作品，当时有“南花北梦”之称。“南花谓《天雨花》，北梦为《红楼梦》”，“《天雨花》亦南词也，相传亦女子所作，与《再生缘》并称，闺阁中咸喜观之”（清·陈文述：《西泠闺咏》）。实际上《再生缘》的价值要远远高出《天雨花》，应当说“南缘北梦”是更为恰切的。

    一

    陈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如果曹雪芹的卒年定为1763年，那么当曹雪芹逝世时，陈端生只有十二岁。她是否看到过《红楼梦》，不得而知，从她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来看，似乎并未得见，可谓“同时不相识”。《再生缘》和《红楼梦》这两部作品，乍一看去，体裁不同、题材不同、创作方法不同、艺术的成熟度亦自不同；然而两者又有许多契合和相通之点，除了产生于同一时代而外，两者都关注青年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摹写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特别是展现她们的期望和梦幻。只不过《再生缘》通过主人公孟丽君所展现的女性梦幻主要是在闺阁红楼之外，别有一番天地。作为红楼女儿之梦的一种延伸、开拓、映照、补充，令人感到意味深长、难能可贵。更其巧合的是，《再生缘》和《红楼梦》一样神龙无尾，写到十七卷就停笔了，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陈端生的个人遭际，堪称才高命舛，因丈夫获罪而致生平事迹几乎湮没无闻，可以说和曹雪芹颇有相似之处。这恐怕不仅仅是偶合，而是有某种必然性寓含其中了。

    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再生缘》虽然在民间受到欢迎而且续者蜂起；但是在正统文人眼里，不过“盲子弹词，乞儿说谎”，可使村姑野媪惑溺，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不可能给以重视，更谈不到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次消歇，其至被人们遗忘。

    在现代，最早给《再生缘》以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价的是陈寅恪先生。寅恪先生以一位学贯中西、兼擅诗史的大学者，而对通俗作品《再生缘》推重备至，对其作者称叹不已。他在1954年写了长达五万余字的《论再生缘》，详细考订了陈端生的身世并充分肯定了《再生缘》的价值，深为其“彤管声名终寂寂”而“怅望千秋泪湿巾”。他写道：“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他对弹词这种艺术形式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就是长篇叙事诗，指出前人称赞杜甫五言排律、白居易乐府诗以及吴梅村诸人七言长篇的评论，都适用于弹词。“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可与印度、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比美。

    须知陈寅恪先生是在他的暮年，溯往悟今，有所会心发表这样的见解的。这是一位资深学者阅历了中外史诗、深研学术艺文尔后得出的真知灼见，犹如空谷足音，不同凡响。

    果然，这一卓见在当代文史大家郭沫若那里得到了回应。1960年郭沫若读到了《论再生缘》一文，他说：“我是看到陈教授这样高度的评价才开始阅读《再生缘》的。”“陈寅恪的高度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略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只能是错字连篇脱叶满卷的本子，“尽管这样，原书的吸引力真强，它竟使我这年近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几岁时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着迷”。郭沫若把《再生缘》反复读了四遍，完全赞同陈寅恪的意见，并认为：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18世纪、19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1771—1832）、法国的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扎克（Balzac,1799—1850），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以上引文均见郭沫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光明日报》1961年8月7日）。有憾于《再生缘》长久地被人遗忘，郭沫若发愿“对于原书加以整理，使它复活转来”。

    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由郭沫若和当时许多热心人费了很大心力的校订本始终未能刊行。一直到了80年代初，《再生缘》才作为“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的一种得以排印出版（赵景深主编、刘崇义编校，中州书画社1982年11月第1版），今天的读者才有了一个经过整理的，可供阅读和研究的本子。

    去年，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发表了题为《无名、失语中的女性梦幻——18世纪中国女作家陈端生和她对女性的看法》的文章（1994年8月《中国文化》第10期），指出：“《再生缘》的不朽价值正在于它全面揭露了在男权社会强大压力下，女子无名、无称谓、无话语的喑哑世界。”“它第一次在重重男性话语的淤积中曲折地表明了女性对男尊女卑定势的逆反心理，以及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强烈意愿。”“幻想着女性所向往的独立自主、建功立业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别样的生活。”乐文还特别提出所有续写《再生缘》的作者都未能突出原著这一特殊价值，无一例外地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说明在男权思想的绝对统治下，连女性的一个梦幻也无法表述。

最近，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据《再生缘》改编的黄梅戏《孟丽君》，是献给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遗憾的是该剧仍未能摆脱过去诸多改编和续作的窠臼，未能突出原著的精华。可以说，《再生缘》当代改编者的女性观，似乎还赶不上两百年前它的原作者陈端生。如果我们翻开《再生缘》前十七卷，就可以看到陈端生笔下的孟丽君是怎样地光彩照人，陈端生的女性梦幻是怎样地惊世骇俗了。

    二

    《红楼梦》里的探春不是曾经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慨叹，也是不可抑止的梦想。在《再生缘》里，陈端生把这一梦想诉之笔端，她的理想人物孟丽君果真走出去了。不仅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体验了别样的人生；而且，在这阴阳转换乾坤易位的倒错中，重新认识了自身，以至在能否和愿否回归原来性别角色的关节点上，发生了空前的危机。

    孟丽君女扮男装的故事虽然不像花木兰、祝英台那样家喻户晓，但人们并不陌生，各个剧中女状元、女附马的形象几乎都有孟丽君的影子。《再生缘》前半部的情节可以说并未超出此类模式。故事发生在云南昆明，曾为龙图阁大学士的孟士元，面对两家求亲，即云南总督皇甫敬为其子皇甫少华，元戎侯爵刘捷为其次子刘奎璧，都欲求聘于才貌无双的孟家小姐孟丽君。孟士元只得以比箭裁决，各射三箭，一箭射垂杨，一箭射钱心，一箭射悬挂御赐宫袍的红绳。结果刘奎璧以一箭之差输给了皇甫少华，孟丽君遂受聘于皇甫少华，承诺了这桩婚姻。然而刘奎璧不甘服输，阴谋陷害皇甫少华及其一家，使之横遭灭门之祸。皇甫敬身陷敌国，少华潜逃蛰伏入山学艺，长华母女在押解途中被劫上山寨得救。而孟丽君则被刘家倚仗朝中权势以赐婚相挟迫使改适刘奎璧。面对圣旨与亲命，孟丽君留下自画真容与书信一封，请父母以乳娘之女苏映雪为义女顶替代嫁，自己则于婚期前夕改男装、更姓名、离家出走。此后，她凭借自身的才华学识，应举赴考，连中三元，官至兵部尚书，以至丞相，位极人臣。她不仅使皇甫一家的沉冤得以昭雪，而且比过去更加显贵。皇甫少华封王，长华为后，父为国丈。写到这里，按照一般同类故事，则已大功告成，只消奏明天子、重现女身，便可于归皇甫、皆大欢喜了。

    正是在孟丽君是否恢复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这一点上，《再生缘》大大超越了程式旧套。作家以更大的篇幅、更为浓重的笔触展现了孟丽君所扮演的男性角色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所崭露的聪明才智和事功业绩，达到了连真正的男子也未必能够达到的辉煌峰巅。社会承认了她（改变了性别身份的她），她自己也发现了自身的潜能和价值。与此同时，在是否回归女性角色的抉择上，陷入了一种极为矛盾尴尬的两难境地。

    与其他女扮男装的人物相比，《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对男权社会的参与要广泛深入得多。她不仅为个人和家族的利害历尽风险，而且为朝廷和社稷的安危多所建树。改装后的盂丽君易名郦君玉、字明堂，赶考途中得到一位诚笃商家康信仁的帮助，认其为义父；高中状元后又入赘相府梁鉴门中，与其义女梁素华（实为孟家奶娘之女苏映雪，因抗婚投昆明池遇救）结为伉俪，故人相遇，作成假凤虚凰。郦明堂之所以受到皇帝的信用，与其才华、胆略、政绩的日益彰著直接相关，二者同步。

    其取信于皇家的第一步是为太后治病。正当太医院下药无功、病情危重之际，郦状元一反众多御医的庸方，改补剂为发散之药，众皆大惊失色，皇帝也心存疑虑，言明“危必加刑愈必升”。郦君玉敢冒风险，一力承当，以其曾习脉理、广识岐黄、对症施治，故能药到病除、转危为安，使上下悦服。凭此一功，郦状元升为兵部尚书，康、梁两家俱得封赏，梁素华成为“一品夫人”。继而外邦来犯，边庭告急，身负兵部军机重任的郦尚书立即建议招贤御敌，面奏天子：“臣思天国繁华地，必有遗苗未遇雄。或是弹冠虚望举，颇多负志不能荣。当今若挂招贤榜，各省英才仰九重。有罪之人俱赦宥，倒多应，烟尘埋没有英雄。九流三教都休论，只要取，才智兼全拜总戎。天下奇才俱毕集，岂无良将去征东！”（《再生缘》，以下引原文均据此本）在兵部郦大司马的亲自主持下，擢拔英才，重用良将，果然克敌制胜，奏凯回朝。这其中，就有应募而来、被点为武状元、立有战功的皇甫少华，他与郦大人即孟丽君，也就成了门生与恩师的关系。

    郦明堂此番荐贤靖国之功，非同小可，天子更加倚重，进一步拜为丞相。郦丞相以严明刚正博学多才名满朝野，不仅擢拔武将，更擅识取文士，奉钦命任主考官，“是一位开诚心布公道的识治良才”。门生弟子请益求教者不绝于门，新进士固然如沐春风，难得的是郦相对那些下第士子倍加关切：“为他们，讲解诗书与五经，穷苦之间贻路费，分散了，宰官俸禄数千银。在当时，言言指点开茅塞，句句调和慰众心。”“一班举子皆罗拜，泣谢明堂郦大人。”“少年元宰行仁义，外面的，贤相之名天下闻。”

    可见，中状元并不是女扮男装的郦君玉社会参与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她的才智品格获得了空前的展现和发挥，位居极品，不仅称职胜任而且游刃有余，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旦称病告假，竟弄到大小朝臣王侯宰相手足无措、调排不开。作品借天子之口描述其明决练达：“各省文书奏本临，都是他，预先决断预先评。准拟了，该轻该重该何等。调停了，宜紧宜迟宜怎生。”“桩桩委藉才情广，件件安排智量深。朕只消，朱笔略提批个准。伊就去，标封转部立施行。真练达，实精明，料理何尝要寡人。近日保和告了假，阁中竟，诸凡无主乱纷纷。”总之，离了这位少年元宰，一切就都乱了套。以今日的眼光观之，郦明堂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内阁总理人才。

    然而，就在郦明堂步入政坛、功业日著的同时，她的女性本来面目也渐渐显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猜疑、试探、查诘以至逼迫，几乎是一步一陷阱、一动一圈套。先是在招贤比武的试场上与未婚夫相遇，再是与父兄翁婿同朝为官，更难处置的是亲生母亲求医告急，最后连皇帝也识破机关。这一重重险滩难关横在郦明堂面前，惊心动魄，高潮迭起，常常是系千钧于一发。当皇甫少华出示孟丽君自画真容、意欲触动前情之时，她强忍酸痛、不露声色，观动静，看行藏，“君亦诈来我亦诈，管教你，今朝难认郦明堂”。她不仅正言戒饬，还要为媒作伐，弄得少华内心懊闷，反疑自家错认。当父兄与之同衙、公公登门造访之际，她公然和他们平起平坐，“拱手含欢叫失迎”，“言淡情疏不甚亲”，使得孟士元皇甫敬不敢说破。尤其当孟夫人思女成疾，以诊病为由把郦相延至内室，“一言未出泪先倾，扑上前来不暂停。就把紫袍扯住了，一声悲唤叫亲生”。此时此际，出于人伦天性，只有“认了母亲再作区处。”郦君玉一面抚慰双亲，一面陈述不便相认的原委，分疏利害，说服全家“今日之情，概不可传出于外”，只可暗认而明不认。然而丽君离去后，孟家还是走漏了风声，皇甫少华急忙上本，揭明真相，冀求赐婚。在这突变的情势之下，丽君并不就范，反而针锋相对，以攻为守，做了一篇彻底的翻案文章。她剖白前番相认乃是对垂危病人动了恻隐之心。“陛下呀，常言道，医家有割股之心，既承龙图父子诚心相恳，少不得要医他病好。臣想，孟夫人之病原因思女而成，既是见臣误认，想是像他女儿的了。如若将错就错，倒也救了一人之命。”正是“臣本戏中随口道，谁知弄假反成真”，“东平王子（指少华）疏狂甚，竟将夫子当何人”！郦明堂当场将本撕开，当着满朝文武，要问少华一个戏师欺君之罪。这一来，果然变被动为主动，又一次隐藏了女子的真实面目，保全了恩师和丞相的地位和尊严。

就在这反复较量之中，皇帝也看出破绽，而且动了私心，深深地爱恋上了这才高貌美的郦丞相，这就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一点春心藏密意，九重喜气上天颜。”风流天子为了把郦相留在自己身边，自然不愿其于归皇甫，因而在否认郦明堂就是孟丽君这一点上，竭力回护、暗中相助，成为郦的同盟和靠山。但天子的最终目的是要把郦收为后妃、据为己有，这又完全违背了她的意愿。亦即少年皇帝既是她的一面盾牌，又是她的一个威胁。这样，郦明堂在闯过了皇甫上本这一险关之后，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天子布下的“风流阵”之中。这一回的对手是帝王本人，奉诏陪同游园，引入千花万柳之中，动之以柔情、挟之以君威，竟要“君臣同榻”。若是别个，此刻非死即从，“至于我郦明堂是还有个脱身之计，不至到这等无能”。当即一挺乌纱，谢宴辞銮，说出一篇激切决绝的言辞来：“陛下呀！臣虽不才，已蒙圣恩拜相。中外朝端尽主持，惟凭公道去偏私。若然疑作乔妆女，满朝的，文武官员怎服之？”“若在天香花馆歇，这一来，造言起事更多端。……当不得，传播扬语媚圣颜。”“如若人心一惑，臣就不能为皇家出力了。只好辞朝挂了冠，纳将蟒玉返林泉。”郦相以谣诼为祸相谏，更以辞朝挂冠相挟。这一招果然灵验，天子“又惊又惧又含惭”，不但，“一怀春意登时尽”，反因其无怯无惊而“料想原非闺阁女”，“莫惹当朝铁面臣”，把个郦明堂轻轻放走，空费心机。作品写到这里，作者对自己的主人公充满了激赏赞美之情：“一声旨下送三公，郦相犹如放赦同。”“两名内待前边引，一对宫灯照道红。真个是，劈破雕笼飞彩凤。真个是，顿断金锁走蛟龙。”

    三

    人们不禁要问，盂丽君为什么千方百计、苦心孤诣地隐匿自己的性别身份，不愿复归女性的本来面目呢？

    从客观情势而论，她确有不得已的、被迫的方面，她在扮演男性角色的道路上，已经愈走愈远、骑虎难下。正如她对父母所说的那样，“儿虽不孝，却是不痴”，今已位到三台，如若说明为女扮，则动地惊天，非同小可，“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这四件一来，孩儿就是一个杀剐的罪名了”。不但己身难存，且将祸及爹娘，连累继父岳父康梁两家。即便天子恩赦，也没有“老师作妇嫁门生”之理，相府梁千金已诰封“一品夫人”又如何处置？桩桩件件，实难处分。更何况天子私情密意，等待坐收渔利，情势更不容败露真相。总之，由性别身份的复原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现在是合理的、正当的、体面的、荣耀的一切，逆转为荒唐的、悖谬的、可耻的、有罪的。真所谓一着差，满盘输，令人动弹不得。

    然而，客观的原因纵有千条，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孟丽君的不肯回归。我们还应当从主观方面即孟丽君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原因，这才是更为深层的、内在的原因。我们看到，她在改变角色、涉足男性领地、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和潜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成就感。这种心态在作品的许多描写中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出来。如郦明堂因才高功大屡受加封之时，那气象和感觉是深闺女子从未经历过的：“广袖香飘横象笏，朝衣日映出天阶。东华门外方登轿，唱道悠悠到往来。但见那，金顶鱼轩起得高，风飘宝盖走滔滔。一临内阁该员接，郦相升堂会百僚。大众京官齐进谒，人人打拱与弯腰。蟒袍作队威仪重，纱帽齐班礼法高。肃静俱皆垂手立，端颜不敢展眉梢。”此时此际，少年相国能不扬眉吐气，感喟“世上裙钗谁似我”，“何须洞房花烛夜”！不仅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整个男权社会也给以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同僚敬服、门生拥戴、天子倚重，盛赞她“事事刚明有主张”，是“报国精忠大栋梁”，深庆“贤相掌朝，国家有幸”。在这样的自我感觉和社会氛围中，她视野开阔、胸襟扩大，对自身婚嫁的关注就相对淡化以至消解。她不止一次地流露：“我孟丽君就做一世女官有何不可？”“从今索性不言明，威风蟒玉过一生。”“吾为当世奇才女”，“孝心未尽上忠心”，“何须嫁夫方为妥，就做个一朝贤相也传名”。她不仅“不欲于归皇甫门”，更不屑受宠幸被纳为后妃，实质上是不愿依附于任何男性而失掉现有的一切。这与她身旁那位“一品夫人”、念念不忘少华、一心想成就梦中姻缘的梁素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应当说，这种不愿意依附于人的自主自立、不愿意受制于人的自尊自强，才是孟丽君性格中最有光彩最可宝贵的东西。比之其他女扮男装的人物，孟丽君恐怕是走得最远的了。她真正领略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和受到社会景仰的人的尊严和乐趣。这是她在深闺之中以及一切处于家庭洞穴之中的女性所从未领略也永难实现的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孟丽君不愿意重复那封闭的人生了。

    当然，盂丽君借以护卫自身、对抗社会的武器不能脱离她的环境和教养。“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更何况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规定永远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即闭锁在家庭里为女、为妻、为母，作驯服的奴隶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如若扮演了男性的角色，参入大社会，就是搅乱阴阳、颠倒乾坤、罪莫大焉。这两种角色，一种是孟丽君所不甘愿扮演的，一种是社会不容许她扮演的。她无时不处在岔路口上，进退两难，无可选择，这就必然陷入困境，以至被逼上绝路。当太后相召，醉以美酒、脱靴验看、真相败露之时，郦丞相“口吐鲜血一命危”，书也就写到十七卷中止，作者再也写不下去了。

    按照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逻辑，《再生缘》的结局必然是悲剧。对此，郭沫若曾作过合理的推断，他的构想相当具体细密，其要点是：第一，让孟丽君在吐血中死去。此前应有一次表白的机会，承认自己是孟丽君，严斥元朝天子的荒谬要求；还应让她说出自己的抱负，想再有所作为，故不愿及早卸却男装，并非留恋名位。同时让她与父母亲人再见一面。第二，由于孟丽君之死，皇甫少华上廷抗议，苏映雪揭出底细，皇帝恼羞成怒，将二人丢进天牢。第三，朝廷闹得昏天黑地，握有兵权的皇甫及山寨义民诉诸武力，由皇后长华出来收场，使二人被释出狱。第四，依书中伏线，皇甫少华挂冠辞朝，飘然隐退。郭沫若写道：“我认为作者心目中所拟定的后事大体是这样。但这样的写法，处在封建时代，尤其是处在丈夫充军、亲友忌避的境遇下，作者是不敢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她的书写到第十七卷便写不下去了。又或者是她写出来了，而不敢公诸于世。”（《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再生缘》的止于十七卷，究竟是写不下去抑或不敢出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之所以成为未完成的杰作，与作家的思想、遭际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与《红楼梦》的迄无全璧，情形十分相似。

    既然神龙无尾，必定惹得续者蜂起。香叶阁主人侯芝在改写《再生缘》的序中说：“《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奈语多重复，词更牵强，虽可一览，未堪三复。予删改全部为十六本三十二回，固非点石成金，然亦炼石补天之意。……不料梓出阅之，盖更有好事者添续。事绪不伦，语言陋劣。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深可惋惜。予改本，今名《金闺杰》，盖书中女子皆有杰出之才，以是名之，得矣。”侯芝批评他人续书的确很有眼光，可她自己的《金闺杰》也并不高明。这个改编本对原作大加删斫，弄到面目全非，“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的评语留给她自己倒是合适的。郭沫若在看到这些续书的时候，尝谓有的不仅是“狗尾续貂”，简直是“鼠尾续貂”了。他不愧是创作家，上文所引只是一个撮要，他关于结局的情节设计详细周全，而且前后照应，如同一个写作提纲。当然，今天我们不必一定拘泥于“郭续”的每一个情节设想，但总体的悲剧结局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如上所述，这是十七卷原作中孟丽君性格逻辑和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有的各种续作和改编包括据此而来的诸多戏曲剧本，直至当今新上演的黄梅戏《孟丽君》，无一例外都写了大团圆的结局。就以目前通行的与前十七卷合在一起排印的中州本而言，后三卷（第十八至二十卷）为梁德强（楚生）所续。续书接写三天后孟丽君上本陈明实情，皇帝正欲加罪，太后娘娘懿旨已到，大开恩赦，命孟丽君“仍给皇甫少华为正室，限十五日成亲，从此顺协坤德”，“丽君闻听心欢悦，满面羞容谢一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复姓归宗，重新做起千金小姐，与苏映雪双双嫁给皇甫少华，连同先前已为侧室的刘燕玉三女共事一夫。总之是有情人都成眷属，父母身安，翁姑心乐，琴瑟调和，芝兰毓秀，共庆升平。续作者还要锦上添花，让太后认孟丽君做干女儿，加封为保和公主，起造府第，御赐珍宝，宠幸优渥，无以复加。续书的这一套路成为日后各种戏曲改编的依据和参考，流播至今。

    比之《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再生缘》的后三卷十二回要差得多了。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尽管见仁见智，评价不一，甚至大相悬殊，但正如鲁迅所言，“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保持了一个悲剧的氛围。而《再生缘》的后三卷则可谓大喜连绵，恩赏庆典叠加。钦赐成婚是大喜，加封公主是大喜，早获麟儿是大喜，太后寿庆是大喜。这一切如走马灯一般匆匆过场，贯穿其间的是忠孝节义、报恩释怨两大支柱。人物无个性可言，主人公孟丽君生命和精神中的深刻矛盾和危机被弱化、抹平以至无影无踪，她性格中最光彩的东西已失落殆尽。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大团圆的结局，也无意抹煞那些女扮男装故事的意义。“大团圆”也可以是不得已的、形式上的，问题是团圆之后怎样呢？人物的内心会是一池静水、圆满无憾吗！至于木兰从军、梁祝哀史这样的故事家喻户晓，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则是超越于同类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揭明的：“杀敌立功的花木兰的最后结局是‘穿我旧时裙，著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最后殉情固然有为爱情宁死不屈的一面，但她所追求的理想幸福也还是在男性所规定的秩序之内——成为‘某人妻’和‘从一而终’……惟有孟丽君，她的理想决不是‘著我旧时裳’、成为‘某人妻’，更不是‘从一而终’的‘生不同室死同穴’，她所追求的是超越于男性法规的男女并驾齐驱，是女性聪明才智得以和男性一样充分发挥的平等机会，是像男性那样挣脱家庭桎梏而远走高飞的可能性。这是少女陈端生的梦，也是她创作孟丽君的女性的幻想。”（见本文第一节所引乐文）

    这种理想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而且相当自觉，除去上文分析到的孟丽君的“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内心感受外，作家还有一些很醒目的点睛之笔。比如第十回（丽君离家出走）的回前诗：“洁身去乱且潜逃，跋涉艰难抱节高。定要雄飞岂雌伏，长风万里快游翱。”她自画真容的题留也明确表示“愿教螺髻换乌纱”，总之是抱定了要凭自身才华干功名做奇女的雄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亲情同独立意志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撇开亲情，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比方她第一次被延入孟府脱身出来时，便庆幸自己“逃出此重门”，把家庭看做牢笼。后来不得已认了亲，竟又在朝堂上翻脸不认，十分决绝，颇有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为此，人物和作家受到了不少指摘。其实，对于抱定宗旨独立自主的孟丽君来说，别无选择。至于对“射柳姻缘”，孟丽君并非不守盟约，对少华也不是没有感情，她当初出走就有全身守节的动因。应当看到，孟丽君的性格是有所发展的，她的独立意志有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对于少华，其间固然曾有误解，以其娶了仇家刘燕玉而疑其变心；但主要的是孟丽君的思想已出离了“夫荣妻贵”的窠臼。否则就难以解释在误会消除条件具备时，孟丽君首先想到的是要成全苏映雪的梦中姻缘，而自己倒也“不愿偕来不愿成”。她曾向爹娘明白剖示：“世人说做了妇道人家，随夫荣辱。想当初，孩儿不避风尘，全身远走，也算与皇甫门中同受患难了。今日伊家烘然而起，孩儿倒不在乎与他同享荣华。”“丽君虽则是裙钗，惟我爵位到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名言，现代的娜拉离家出走尚且有社会解放经济自主等一系列问题，古代的娜拉自然更其艰难，而孟丽君已经想到独立于世和自食其力了，她已经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

看来，那些指摘孟丽君缺少亲子之情和忠贞爱情的人并不真正理解她，殊不知这正是女作家陈端生的超越之处，也正是一切续作的失败之源。

    四

    除主人公孟丽君之外，《再生缘》中的其他女性从总体上说都比男子要胜过一筹，这也和《红楼梦》有某种相似之处。比方青年女子中，卫勇娥、皇甫长华自然是英雄豪杰；在上年纪的妇女中，皇太后就很有见识，孟家和皇甫家的两位夫人也不好惹。

    卫勇娥可以说是全书中仅次于孟丽君的又一个女扮男装的重要人物，尽管所占篇幅不多，却光彩耀目。她本是皇甫敬部将卫振宗之女，东征中卫振宗与皇甫敬一同身陷敌国、同遭朝廷权臣刘捷的诬害，卫家与皇甫家同罹厄运，亦有灭门之祸。十七岁的卫勇娥被迫逃亡，“俺本是生长将门奇女子，岂甘束手等钢锋”，遂改名卫勇达，女扮男装，途经温州吹台山，遇着一伙强人，勇娥杀了贼首，击败群凶，被喽啰迎立为王。“道孤称寡为帝王，礼贤下士作英雄。部前将士心俱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当皇甫母女囚车过此，被打劫上山，且看作品怎样描写这位少年寨主：“但见他，黄金铠甲身中挂，扎额平分龙两条。”左边暗佩青锋剑，右首明悬金背刀。”“眼映秋波横俊俏，鼻悬玉胆倚琼瑶。”“分明是，待时而动一英豪。”皇甫夫人一见之下不觉惊疑：“看他如此美丰神，岂是根基在绿林。不但生成豪杰貌，更兼还有帝王形。莫非元运应该绝，正是兴亡定霸人。”这些描写十分大胆出格，明显表露出作者把绿林好汉写成潜龙真命的叛逆精神。因为当此之时，身为朝廷诰封一品夫人的皇甫尹氏，并不知晓寨主的真实身份，居然对草莽之中的“山大王”有如此好感，不仅息了寻死殉节的念头，而且竟愿将女儿许配，“今观这位山中王，配得我，亲生娇女膝前人”。在她心目中，宦室名门可以同山林草莽结亲，见出这位诰命夫人头脑中正统观念比较稀薄，并非迂塞不化之辈。当然，待卫勇达即卫勇娥吐露真情后，即亲如一家，勇娥拜尹氏为继母、与长华结为“兄”妹。

    作品还着意铺写卫勇娥“替天行道正纲常”的声威业绩。女大王，招兵买马，聚贤集勇，公然高标“要学梁山宋公明”的口号，带领人马，趁夜出击，杀死贪官污吏，夺得府库赃银，不犯黎民百姓，“从今声势传千里，尽说吹台出霸君”。吹台山义军还屡次打败前来征剿的官军，活捉朝廷命官，刘奎璧便被生擒，拘押在山，供出罪状。作品借刘奎璧进山再次渲染山寨和大王的声威仪容。当其来犯之时：“寨主正值厅中坐，草莽英雄左右排。滚滚盔星形灿烂，锵锵甲叶满庭阶。威凛凛，尽皆打虎擒龙将；气腾腾，都是擎天架海才。殿上端居韦寨主，分别是，一朝皇帝会英才。”刘作为阶下囚，举目只见：“金龙双绕朱红柱，彩凤争飞紫画梁。百盏花灯垂宝络，两层刀斧映寒光。……稳坐端严如帝后（指长华），正堪配，左边寨主似君王。”

    纵观作品对卫勇娥仪容丰采和吹台山军威声势的描写，其“规格”之高，早已超过对绿林好汉英雄豪杰的赞颂，而是有帝王之相、潜龙之象。反复出现的“金龙”、“圣主”、“帝王”等字眼，决非偶然，“真龙夺假龙”、“待时而动”、“兴亡定霸”云云，不是讴歌造反，又是什么！

    总之，卫勇娥这个人物，远非《水浒传》中扈三娘之辈可及，她是大王，领袖群雄。就女扮男装这一点而言，不像孟丽君那样不愿回归，作品交代她的归宿相当草率，招安后征东立功受封，奉旨嫁给了同为征东先锋的熊友鹤，未能超越“著我旧时裳”的花木兰模式。尽管如此，就作品现有的描写而言，卫勇娥君临吹台山是全书中极见精彩的段落，表现了作家对朝廷的蔑视、对君权的蔑视、对男权的蔑视。卫勇娥的形象，当得起“如此红颜真壮哉”的赞叹，与孟丽君二者一武一文，相映生辉。

    比之卫勇娥，皇甫长华的正统气息要多一些。她坚守门第闺仪，不愿委身草莽。但长华也是一位曾经征战的女将军，虽未改装，颇负英名。后来贵为皇后，力效前贤，慎修母仪，有时却仍不免流露“将军性”。比方当天子将郦君玉情事相瞒、很少到后宫时，她便口出怨言：“呵呀，罢了！罢了！嫁什么天子！做什么娘娘！一入宫中举动难，满门骨肉不团圆。人说是，椒房国母方为贵；我观来，凤阁龙楼倒像监。”君主竟不得见面：“算得个，当今无道一昏君。”“真真罢了！做到王后之尊，还到这等地位，那富贵荣华四字可以不羡了。”这里很容易使人想起《红楼梦》里被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贾元春，正所谓“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红楼梦》精微严格的现实主义笔触，把对皇权的讽喻批判蕴含在艺术描绘之中，含蓄深刻；《再生缘》风格不同，虽乏深沉婉曲之致，却显豁直截，给人以痛快之感。

    太后的识见谋虑值得一提。第三十一回奖功臣赐良缘一回中，女侯皇甫长华和女伯卫勇娥都为绝色佳人，太后因念皇甫和卫氏两门功大，且拥重兵，即有意立其中一女为后而将另一女赐婚征东将帅。她深知对于有功之臣：“皇家若有相轻处，必定忠臣变佞心。况复他们俱一室，少年天子易欺凌。立其爱女为皇后，骨肉相关不异心。”“一统江山难得掌，相机行事好为君。”天子自然依从母后的训教，只是对立长华为后尚有顾虑，怕不如已故刘后柔顺，“但愁此女曾为将，只恐他，不服宫闱法度严”。“杀将斩旗皇甫女，召来只恐不如前。如其有法从公治，伊父全家心又寒；若为此情容忍过，长华仗势更当权。因而忖度难成事，惟愿娘娘出训言。”太后毕竟高明，点拨道：“皇儿呀！正为长华利害，所以要纳入宫中。”并教以驾驭的法门：“初入宫闱不可轻，广加敬礼广加恩。频将忠孝殷勤谕，再把奸佞比并云。彼如听时名望重，自然蓄志做贤人。刘门父子严加治，这叫做，打草惊蛇计可行。皇甫一门观榜样，自应悚惧用忠心。明君治世宜如此，惟要皇儿早处分。”姜是老的辣，太后的统治经验毕竟比少年天子丰富得多，对臣下恩威并用，方能坐稳江山。

    相对而言，《再生缘》里的许多男性，比他们的贤内助往往差了一射之地，正所谓“阴盛阳衰男惧女”孟丽君的父亲孟士元就以惧内闻名，连皇帝也知道，而且当面批评：“呵，孟先生！你做了一个朝廷宰相，既然治国也要齐家。为什么纵妻失规，在朝中乱道？”弄到“惧狮吼”的孟龙图既受朝廷责罚，又被夫人埋怨，里外不是人。皇甫一家也有此风，当初比箭夺袍，少华犹豫，既忌伤了和气，又怕万一出丑，“只好低头让别人”；这可惹恼了他母亲，斥其无知，“枉作堂堂一少年”，姐姐长华鼓励他施展武艺，“人前不可失威光”。可见积极进取的是女子，男子反倒畏缩退让。皇甫敬惧内不说，还劝告儿子“不要差了主意”娶丽君这个“太利害人”，“休要千盼万望，等得娶进门来，竟是一个不贤惠的，岂不那时候悔之无及”。“郦相果真是女子，入门未必是贤人。况兼做过当朝宰，他的那，情性由来已惯经。再若放些凶手段，只怕你，禁当不起悔初心。”可是少华并不听劝，甘拜下风，“果真如此，也是孟府的家风”，“岳母大人手段凶，自然他，所生之女亦相同。丽君若是同其母，少华也，只好低头做岳翁。惧内名儿逃不去，能得个，重偕伉俪靠天公”。看来，这惧内竟是一代传一代，“阴盛阳衰”带有某种普遍性。由此明显表露出作家对男尊女卑的逆反心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再生缘》中对少年天子的描写。皇帝本是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男权社会的顶尖，就如《红楼梦》虽是虚写，却隐然可以感受到“今上”那无所不在的权威。《再生缘》中，作家像对待其他人物那样用了不少笔墨来写这位元天子，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说，“皇帝原是绝对权力的象征，但在陈端生笔下被还原成一个充满情欲的凡人，他深深爱恋孟丽君的才貌，曾穿着书生微服深夜到内阁探望她，只感到‘高谈阔论真博学’，‘风流态度好摇心’，“朕竟不觉销魂矣，剪烛依依到几更’。又于黄昏时分将孟丽君私自召入深宫企图留宿，费尽心机，‘盼一朝来望一朝，满怀只望度春宵’”。甚至在孟丽君被识破吐血之后，还护送回府，翌日竟扮作一个内监，冒着风雨前去探视，倾诉衷肠，“朕心已定不能移，亲自前来一订期”。真可谓“风流天子用情深”、“一片怜香惜玉心”了。也许因为作品开篇时设定元天子是天界金童转世，所以并不过多表现他的专制，而写成一个风流的少年天子。天子对郦相不单是倾慕，而且治国理朝都离不了她，着实敬畏这“花月精神铁石心”的当朝宰相。因此，在几番较量中，不论斗智斗勇，都让孟丽君占了上风。

在陈端生笔下，女性不仅富于才华识见，而且主动、进取，往往压倒须眉，这一点在全书中十分突出。比之《红楼梦》，《再生缘》对女性文化性格的开掘也许显得肤浅，然而她们敢行动、敢闯荡，这恐怕是红楼女性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五

    关于《再生缘》在艺术上的成就，本文第一节已经提出陈、郭两位大家对它的高度评价，这里，结合具体作品作些申说和分析。

    首先，《再生缘》这样一部长篇作品不是以散文而是以韵文写成的，“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寅恪先生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表明他对弹词这种文体的看法，可谓慧眼方能识珠。他在《论再生缘》开头一段写道：“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文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因此，寅恪先生对这种通俗文体，不仅毫无轻视之意，而竟引为同调，在该文之末有句云：“论诗我亦弹词体。”（自注：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尤其对于陈端生的诗文功底、她的驾驭长篇排律的艺术才能，推崇备至，陈寅恪举出前人对于杜诗排律的称道，谓“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氏长庆集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他认为这类论评也适于弹词之文，而“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可见，陈寅恪认为端生的诗才功力不下于杜甫。

    以一部近千页的巨构举其肢节来说明功力之深文词之美是困难的，从本文以上各节所引片段中略可知见一二，这里不妨再引述相对完整独立的一段，即第十七卷卷首带有自序性质的一段，其文如下：

    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

    尽尝世上酸辛味，追忆闺中幼稚年。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地邻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

    风前柳絮才难及，盘上椒花颂未便。

    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

    也知出岫云无意，犹伴穿窗月可怜。

    写几回，离合悲欢奇际合；

    写几回，忠奸贵贱险波澜。

    义夫节妇情向报，死别生离志更坚。

    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

    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湘彩笔捐。

    刚是脱靴相验看，未成射柳美姻缘。

    庚寅失时新秋月，辛卯旋南首夏天。

    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复重编。

    由来早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竹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

    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

    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

    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

    从此心伤魂香渺，年来肠断意犹煎。

    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

    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

    ……

    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

    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

    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

    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提供了有关作家生平创作的可靠信息，同时亦可窥见其七言排律的功力不同凡俗。恰恰《再生缘》的续作者梁楚生在第二十卷之首亦有一段自述之文，寅恪先生指出，两相比较“高下优劣立见”。楚生之文不长，举出可资比照：

    年来病骨可支撑，两卷新词草续成。

    胡乱诌来胡乱写，也无次序也无文。

    怎同戛玉敲金调，聊作巴辞里句听。

    偏遇知音频赏鉴，欲求廿卷嘱谆谆。

    无可奈何重握管，枯肠搜索续前情。

    笑予暗作氤氲使，鹊桥早架渡双星。

    既已于飞偕凤侣，又可好，乃梦熊罴呈趾振。

    嗟我年将近花甲，二十年来未抱孙。

    藉此解颐图吉兆，虚文纸上亦欢欣。

    一支彩笔天花坠，弦外余音尽还明。

    十九卷成登二十，螽斯衍庆吉祥呈。

    对于长篇排律这种诗文体裁，要想驾驭自如，基本的一条自然是要善于运用对偶和协调平仄，即遵循体式音韵方面的限制。一般作者往往为了对仗工整音调铿锵而损及内容，使思路脉络不能贯通，裁制事理繁复的长篇，这种缺陷尤其明显。高明的作者则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为所缚。深于此道的寅恪先生指出：“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此等之文，必思想灵活自由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而《再生缘》原作和续作之词之高下判然，原因正在于此。“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作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楚生）如是，其他如邱心如（按：《笔生花》作者）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

    这些精到的分析，正是我们欣赏和评价《再生缘》作为长篇排律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的重要指南。纵览十七卷原作，无堆砌生造之病，有自然流畅之致，夹叙夹议，有景有情，遣词用语，灵动自如。这里可以再补充若干例子，以见其文词之美、用笔之活。在陈情方面，比如第十回孟丽君离家出走前留言谓，女儿已去无人在，权把苏娘作替身，“爷娘有女还增女，映雪无亲却有亲。事得两全惟此计，大人酌量要依行”。又如二十一回继父母封诰邀荣，感叹不已，正是“异姓有情非异姓，亲生无义枉亲生”。此类对偶语句，平朴流畅，言浅意深。在写景方面，可举第五回末对皇甫敬奉旨出征的描写：“一道彩旗迎晓日，九重银戟绕寒烟。八方尽挂安民榜，宝帐齐传赶路宣。六处粮官催食用，五营战将跨行鞍。四围旷阔山林远，三径迢遥蔓草寒。两匹探骑频走报，一家元帅下边关。”这幅出征图在雄壮之中透出悲凉，于阔大之中见出细微，十句之中九句句首均以数字领起，以一、两、三、四、五、六、八、九嵌入其内，自然天成，无刻意雕琢之感。还可举出熊友鹤伴皇甫少华弃家学道，音问隔绝，其妻亡故，两年后返回时近家担惊：“眉将展处重难展，步欲行时却怕行。日色欲斜方下午，前边望见自家门。寥寥落落双门掩，冷冷清清一巷深。”这里活绘出那种“近家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态，真切如画，简洁传神。全书中这种例子很多。至于主人公郦君玉的“言词敏捷京都客”，“一谈一笑可人听”，莫不是作家陈端生语言才能的表现，前文的人物分析中已有涉及，此不再赘。

    《再生缘》作为一部长篇叙事作品，其艺术上的成功还不能不归因于结构的严密紧凑和人物刻画的成功。

    冗长枝蔓几乎是弹词作品的通病，要做到线索分明结构严谨就必须有总揽全局驾驭矛盾的能力。在这方面，《再生缘》不仅在弹词中首屈一指，即使比之于数量众多的小说也属上乘。人们都熟悉《红楼梦》，围绕着主人公贾宝玉，钗、黛、湘几成三足鼎立，而以宝黛之情为主线。《再生缘》中以人物关系论，围绕着皇甫少华的有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三个女子，但主人公并非皇甫而是孟丽君。全书故事以孟丽君为中心展开，但在丽君出走后，分岔成了多条线索，有少华的避难学艺，有皇甫母女的被劫获救，有卫勇娥的赫赫功业，有刘燕玉的尼庵受难，还有孟龙图的重返皇都等，但这些分岔并不给人以枝蔓之感，都属必要的过节和铺垫，最终都归拢到郦君玉这条主线上来。随着郦君玉的中式、居官、招贤、拜相，各条辅线上的人物都渐次向京都汇集，和主线上的一系列人物处于同一空间，各个家庭——孟家、刘家、皇甫家、卫家、康家、梁家以至皇家发生了交融和碰撞，矛盾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了主人公郦君玉身上，集中到了怀疑其是否乔装及其本人是否甘愿回归这一聚集点上。

    在真假是非这个焦点上，《再生缘》的矛盾冲突有它十分独特的地方，这就是它在使各条线索交织时，始终让两种逻辑发生冲撞。一方面，以亲子关系而论，孟丽君的父母兄嫂、她的未婚夫皇甫少华及公婆、以至于上下左右的舆论，都有千万条理由要求她重现女身、恢复作为孟家女儿和皇甫媳妇的角色，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伦常道；否则就是不孝、忤逆，就可以责备她“狠心”、“绝情”，“贪图名利之荣，竟不念劬劳之德”。另一方面，郦君玉分明是当朝宰相、国家重臣，才华盖世、功绩卓著。以国法纲纪而论，容不得侮慢猜疑、谣诼贬谤，皇甫上本就有诳奏朝廷、戏弄大臣两般大罪，连亲生父母当廷指认也被责为昏聩受到折辱。正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交叉叠合下出现了许多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和惊心动魄的波澜。比方说孟丽君成了她丈夫的恩师，公然领受八拜全礼，连公公皇甫敬也登堂叩谢、撩衣下跪；又比如丽君闻知少华娶了刘燕玉，暗想：“待我去受他夫妻一个礼儿，看一看门生媳妇有何不可？”果然新郎新娘跪尊前，“上坐着，相国明堂郦大人”，“叩头万千犹未足”。这类“倒错”，嘲弄了夫权和男权，极具讽刺喜剧的意味。全书中最令人揪心的高潮要数“医亲疾尽吐真情”之后回过身来在朝堂上做翻案文章一节。面对着猝不及防的皇甫上本、双亲指认，孟丽君似已无路可退；而她此刻竟能机敏应变，将前番认亲说成将错就错，从而翻真作假，辩诬反诘，当堂撕本，令少华着慌、生父糊涂，斜刺里杀出岳父作证，天子也将信将疑、暗中回护，结果丽君大获全胜。由此足可见出作家组织冲突、推进高潮、驾驭矛盾的能力，可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收卷自如，手笔不凡。我们曾经从《红楼梦》里“宝玉挨打”那样的大场面大手笔中领略到作家的气魄和才华。《再生缘》中此类篇章庶几近之。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中，各色人物活了起来，尤其是主人公孟丽君那智慧机敏、干练决断、开朗豁达的个性活现在眼前，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性格，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似乎还没有遇到过。

    即使是极次要的人物、小人物，作家亦未忽略，颇有寥寥数笔神情毕肖之妙。兹举一例，婢女荣兰伴随孟丽君出逃，临行须往槽中盗马，小姐心惊，荣兰却全不在意，如飞跑去：“假扮书童笑启唇，呵呀小姐呀，你不知盗马的行藏么？先用绳条勒住头，使他不得动咽喉。复将四只征蹄捆，拖出槽来任你偷。婢子若无真本事，如何敢保你长游。”盗马本非婢女干的勾当，茗烟之类小厮倒可能在行，然而看她说出那要领，头头是道，且不无自矜得意，若无这样的“真本事”——这本事肯定不止此一端，怎能保驾远行！闺阁小姐哪有这样的生活能力和应变能力。只此一细节，便把这个忠心、耐劳、精干又有点调皮的小鬟——小僮形象活现纸上，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梅香，也区别于红娘、紫鹃等等，荣兰的机智自信有自己的特色。

还须提及的是陈端生艺术风格中有幽默谐谑的因子，这同她大胆活泼的思想有关，也同随机而生的才智有关。作者常常借人物开一些乍看荒唐却颇有意味的玩笑，或者用旁白、内心独白的形式使人物自嘲。比如孟丽君开她父亲的玩笑，请去诊治时孟龙图旁敲侧击谓：“心病还将心药医，不知大人可有心药医他么？”郦相见问得刁，“故意的，春风一笑便相嘲”：“这又奇了，尊夫人有何心病？莫非是老前辈近纳如君么？”这一取笑，倒令孟相疑惑“还像个做女儿的不像”。设想如果宝玉取笑贾政纳妾，岂不反了。又如郦明堂和梁素华本是假凤虚凰，她却在门生面前公然搪塞说夫人有喜不便前来，少华信以为真：“师母已要生世兄了，哪里老师还是女子！”“今须谨慎莫多言”。郦明堂也时有自嘲式的内心独白，“天生狡猾聪明性”，“应变言辞随口来”。在朝廷对质时更是很直白的自忖，“我只须抵赖便了”。即使是对天子，作者也并无诚惶诚恐之心，对其意欲双美并蓄屡加讥贬：“咳！若然如此，岂不是好色的昏君了？”“咳！此之谓人心不足。”又像自省，又如旁白。当郦君玉分明已入深宫陷阱之时，还不失一种从容的心态：“呵唷，真真奇绝了！这一个风流阵，倒也摆得森严。”简直有一种审美的态度。这是自信有脱身之计的从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幽然谐趣从来属于精神上的强者、主动者。

    六

    关于陈端生的生平事迹，今天所能确知者甚少。陈寅恪晚年读《再生缘》之后感慨万端：“除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论再生缘》一文就是依据作品本身所提供的材料，以乾隆时的史实和当时人的诗文相参证，尽力钩稽推考写成。这是迄今为止有关陈端生事迹最详尽的考证，以后郭沫若等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研讨，使得我们对这位女作家的身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陈端生（1751—1796），钱塘人，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祖父陈兆仑（句山）很有名望，为雍正进士，曾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著有《紫竹山房文集》闻名于世。父亲陈玉敦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母亲汪氏是汪上堉之女，汪上堉曾在云南为官多年，端生母随父宦游，熟悉云南情况。这样的家庭使陈端生自幼就受到很好的文化与学术的教养和陶冶，尤其是她的母亲对她的成材和创作有很大影响。“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慈母介颐频指教”，“纱幔传经慈母训”，这些她自己和旁人的诗句都说明了母亲对她的影响和支持。陈端生除弹词《再生缘》外，还有诗集《绘影阁集》，惜已不传。

    本文上节曾引《再生缘》第十七卷一段，这是考察陈端生身世和创作的重要文字。此外，还有两则当时人的诗文，也是推考端生生平及撰著的重要材料，据引如下：

    其一为陈文述（字云伯，陈句山族孙，曾晤见端生之妹长生）在其《颐道堂诗外集》中有咏端生之妹长生《绘声阁集》的七律四首，其第二首提到端生：“湖山佳丽水云秋，面面遥山护画楼。纱幔传经慈母训，璇玑织绵女儿愁。龙沙梦远迷青海（自注：长姐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鸳牒香销冷玉钩（自注：仲姊庆生早卒）。争似令娴才更好，金闺福慧竟双修。”其二，陈文述《西泠闺咏》）中有咏陈端生诗一首，诗的小序尤其重要，但为了避忌隐去了端生之名。诗题为“绘影阁咏家□□”。序云：“□□名□□，句山太仆女孙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南花北梦江西九种’梁溪杨蓉裳农部语也。‘南花’谓《天雨花》，‘北梦’谓《红楼梦》，谓二书可与蒋青容九种曲并传。天雨花亦南词也，相传亦女子所作，与《再生缘》并称，闺阁中咸喜观之。”其诗云：“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

    陈文述之为人因其颇喜攀援贵势名媛而遭人诟病，晚年竟遭顾太清痛斥。但无论如何，他记下了这一段故实，虽有避忌而仍点出了端生的名字，使得《再生缘》的作者不致完全淹没失传，这一功绩是不应抹煞的，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不过陈文述似乎并没有看过《再生缘》，对陈端生的身世知之不详，写《再生缘》早在端生结婚之前的少女时代，陈文述所谓“寄别凤离鸾之感”完全是一种臆测之词。

    陈端生的婚姻较当时一般女子为迟，原因是她母亲汪氏夫人和祖父陈句山于乾隆三十五、三十六两年（1770年、1771年）相继去世。她要服母丧三年，她父亲要服父丧三年，服丧期中不能婚嫁，所以她出嫁时已二十三岁（1773年），在那个时代算是相当晚的了。端生的丈夫范菼（tan毯）是个读书人，婚后生活看来是颇为称心的，“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生有一女一子。岂料不数年后，范菼在应恩科顺天乡试中卷入科场案，发配新疆伊犁，与边疆士兵为奴。正是“一曲惊弦弦欲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其时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端生三十岁。直至十五年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方获赦得返，在归途中，端生病故，时年四十六岁。据清代《刑部提本》的档案材料，范菼的案子是倩人代作，这似乎难以置信，作为陈端生的丈夫，是有才华的儒生，只可能代别人作而不可能求人。但深一层想也不奇怪，制艺和诗文原属异途，贾宝玉的厌恶八股喜爱杂学就是佳例。范菼很可能对诗赋艺文颇有所长：“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竹催诗笑语联。”他们夫妇在才思雅趣方面是能沟通共鸣的。然而对八股制艺的应举文章却没有什么把握，为“利锁名缰”所缚，在求取功名中跌进了深渊。这一案件在当时牵连甚广、处罚很严，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陈端生的事迹之所以不易考见与此有很大关系。续作者陈楚生与端生有同里之亲、通家之谊，也只能含糊其辞地称“某氏贤闺秀”，而不敢明具其姓名，从楚生“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等语中可资旁证。对端生而言，遭此变故，“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犹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身为罪人之妻，忧患颠沛，四海无依，六亲不认，其处境和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再生缘》的创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时陈端生才十八岁，自是年秋至次年夏在北京外廊营旧宅写成了第一至八卷；三十四年夏随父赴山东登州任，在登州自该年秋至次年春又接着写了八卷即一直写到了第十六卷。乾隆三十五年夏因母亲病、秋初去世，不得不中辍写作，此后一直停笔十余年，到乾隆四十九年才在“知音”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了一卷即第十七卷。这就是说，《再生缘》主要是陈端生少女时代即十八到二十岁时的作品，其创作激情之饱满、速度之快捷令人赞叹！从各卷首尾有关节令物候写作心境的抒发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创作的勤奋和专注：“灯前成卷费推裁，玉漏催人慵欲睡，银灯照影半还挨。”“尽放精神来笔上，全收意兴到书中。”也可以看到她投入其中的快慰和自得：“七字包含多少事，一篇周折万种情。才如笑自吟香态，又转兴风作浪声。好似琵琶传曲调，再同琴瑟鼓和鸣。慢来薄雾飘银汉，急处飞流下碧岭。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天孙织绵千丝巧”，“孔雀开屏五色重”。……端生的祖父句山先生写过《才女说》，主张女子可以娴文事，受诗教，启发性灵，有益妇德；但他极端鄙薄弹词之类的通俗作品。端生的诗才自然得力于家学，但她以如此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创作了六十万言的弹词，完全违背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这却是她祖父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关于“南缘北梦”的话题，远不是本文所能说尽的，不论是“同”的方面还是“异”的方面，都还有许多话可说。以写“情”而言，两者都受到《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深刻影响，《再生缘》中苏映雪和皇甫少华的梦中定情、苏女的为情投池死而复生，明显的“又似当年杜丽娘”。作品写梦境改用三、三、四句式，节奏跳动、惝恍迷离，颇有惊梦余韵。至于《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承传和超越早为人们熟知并多所研究，不必再赘。说到《再生缘》和《红楼梦》的相异处，有一点不能不着重指出的就是：《再生缘》是一个未涉世事的少女的闺中梦幻，《红楼梦》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过来人的血泪结晶。陈端生称自己的创作为“髫年戏笔”正符合实情，故而大胆奔放，少有拘束，盂丽君的经历功业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只能是陈端生女性理想的曲折反映，虽则难能可贵却带有浓重的幻想性质。至于作品的稚拙疏失之处，诸如神灵怪诞之类地理历史之误，则无庸讳言亦不必苛责。相对而言，曹雪芹从早岁的风月繁华到晚年的穷困潦倒，经历了升沉荣辱，阅尽了世态炎凉，是“翻过筋斗来”的人。他丰富的人生感受和抑塞的胸中块垒经过天才的熔铸，化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红楼梦》是高度成熟的艺术精品。

    笔者以为，陈端生及其《再生缘》的存在，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而言，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雄辩地证明了“闺阁中历历有人”，证明了“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见识皆出于堂堂须眉之上。曹雪芹开宗明义就为了使闺阁昭传，不忍使其泯灭，所以写了那么多可爱可钦可歌可泣的女儿。然而有的读者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十几岁的少女果真有这样的才华、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行止、这样的魄力么？甚至觉得大观园诗会之作也是过于早熟的产物。那么，陈端生和她的作品可以明白无误地做出肯定的回答。陈端生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是乾隆年间和曹雪芹大体同时的人物。足见在曹雪芹的时代，在他的周围，闺阁中的确历历有人，包括像陈端生这样怀有绝代才华的女子。

    “朝朝敷衍兴亡事，日日追求幻化情。”作为一名富有才情的少女，闺阁红楼的封闭人生锁不住她幻想的翅膀，红楼之外有新天。乐黛云教授曾预言：“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再生缘》的研究还刚刚是开始。”相对于长久以来《红楼梦》的热，《再生缘》的确是太冷落了，曹雪芹如果泉下有知，也必定会不忍心于陈端生的泯灭无闻，而激赏她的才华、喜爱她《再生缘》这部佳作的。

    完稿于1995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