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东方女性》【《论衡》1994.1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71）】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7日发布（第22947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红楼梦〉与东方女性之谜》，载香港《论衡》一卷二期，第1-9页，1994年12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第49-5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第229-237页，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照片15张拍自《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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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东方女性之谜

《红楼梦》所揭示的东方女性之谜，是民族文化之谜。也是女性自身之谜，更是宇宙人生之谜。我们可以从各个层面上来解读这部作品，从而更多地认识自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们对于未知的或知之甚少的东西总是怀有一种好奇心和神秘感，感到像谜一样充满了魅力。封闭的中国对于世界曾经是一个东方之谜，封闭的中国里更加封闭的女性自然更是谜中之谜。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异国人来说，简直如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陌生和奇异。

如今，国门已经打开，然而比之那漫长的、封闭的历史时期，开放的日子为时尚短。况且，所谓“开放”，或曰“走向世界”，应当是双向的,即中国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经济的开放和人员的交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日益增多，相对来说，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对外部的了解。在大多数异国人眼里,古老的中国依然是个谜，东方的中国女性仍是谜中之谜。

隔阂和距离必然会产生误会和错觉，在一般的观念中,贤妻良母、逆来顺受型，或者多愁善感、柔弱抑郁型，便认作是典型的东方女性。是耶非耶？抑或有几分是又有几分不是？不必说局外人,即便是我们自己----现代的中国女性也未必说得清道得明。因为这里不仅有空间的(本土与异域)阻隔，还有时间的（历史与现代）的距离；不仅有民族文化的隔阂，还有女性自身的迷惘。《红楼梦》这样一部以中国女性为描写对象的杰作，有助于我们解读这一谜团，更好地认识自身，从而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女性气质或即所谓“东方女性气质”常为人们称道，东方女性为了这一美誉曾经经历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楼梦》展现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画卷，已经对此作了深刻的写照和发出了深沉的叹息。一般地说，温顺贤淑或者娇弱纤细都寓含着容忍、克制、含蓄、内向一类品性，其前提往往是她们的依附性。妇女的依附性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在古老的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特别漫长,这种依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和强固，繁缛森严的宗法礼教对女性的价值观念、思维趋向、行为规范、表达方式都有种种限定和制约，它像一层厚重的面纱，把女性层层包裹、密密封闭，“谜团”之生,不能不与此相关。

红楼女性中，最富于个性意识、最重心灵自由的，自然要数林黛玉、即便是黛玉，同样不能免除这种包裹和压抑。她同贾宝玉之间那种虚虚实实的试探、真真假假的印证、曲曲折折的沟通，真是一波三折，肠回九转。有时也发生唇枪舌剑的对答和旁敲侧击的暗示，更像打哑谜一样，禅宗的机锋和顿悟，竟成了东方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绝妙外壳和最佳契机。这样的境界，只有“个中人”和解味者方能领略。记得北京大学老教授吴组缃先生曾经讲起，有位从学于他的外国留学生，研修完毕离去之时还迷惑不解地提出问题：“林黛玉和贾宝玉既相爱又富有,为什么不挟财私奔呢？”这是多年前留下的一个话柄，足见外国人要读懂《红楼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黛玉在他们那里是个谜，即便是一些细节也难以让人理解，比如她明明对《西厢记》爱不释手，默诵心领，可偏要嗔怪贾宝玉“该死”，“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还声言要去告状。这岂不是口是心非！殊不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的千金小姐林黛玉，只能是这样来反应和表达的。就算是性格开朗、豪爽旷达的史湘云,她可以天上地下纵谈“阴阳”，可是当翠缕一问“人的阴阳”时,她便立即岔开,王顾左右而言它了。小姐们固多矜持，丫头们也马虎不得，小红对贾芸的情意只能靠一条手绢来辗转传递，司棋和情人幽会更成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愆，即使并未败露，也使她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灵十字架。一切异端、邪念、新芽，在这层面纱下萌发和躁动时,更增添了这个谜团的惝恍迷离和捉摸不定。

对于那些安分随时、恪守规范的女性，与其说这种包裹和拘约是来自外部,不如说是来自她们内心，亦即她们自身。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自我封闭。她们总是自觉自愿地奉行社会为她们规定的角色，无怨无悔，甘之如饴。李纨青春丧偶而能心如枯井，惟知侍亲养子，她是长辈眼里最为称职的“珠儿媳妇”，也是同辈之中普受尊敬的“珠大嫂子”，惟独被忽略了她自己。还是个姑娘家的薛宝钗，她的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早已遐迩闻名。她能干，但从不逞能揽事；她有才,也从不扬才露己；她心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波澜,而能控驭自如。可以预料，在“金玉良姻”缔结之后，贾宝玉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是在家还是出走,是活着还是死去, 薛宝钗都将恪守名分、忠于厥职，把宝二奶奶的角色扮演到底。应当说,这样的女子是最有教养的,而她们的文化行为却导致了她们自身的悲剧。这是典型的文化悖论。她们的心灵之谜只能这样来解读。

另有种种由东方女性意识变种而生发的人文景观，比如有一朵开得很盛的“恶之花”，其名曰“妒”。“妒”这顶帽子，常常是封建道德对女性人格扭曲后加上的恶谥，在妒的名义下,使女子自相虐杀，保护的是男性中心的多妻制。在《红楼梦》里,以凤姐的争胜好强,也不得不承认丈夫的纳妾是正当的,她有限度地容纳了平儿，有条件地接受了贾母关于鲍二家的事件的裁决。在对尤二姐的处置上,完全应了兴儿的话：“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由醋妒酿成的奇冤惨祸，如果不是放在宗法礼教和社会舆论的背景下,单单用个人品质的恶劣是难以解释的。凤姐之辣为妒所强化，矛头不可能指向贾琏，只能指向比她弱小的女子，让她们充当诗礼之家神圣祭坛上的牺牲品。

由于《红楼梦》里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是同孕育她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一同展现的。大至生杀予夺婚丧嫁娶，小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无不烙有民族文化的深刻印记，结识这里的人物，如同开启一扇窗口，可以帮助你进入这个悠远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揭开蒙在她们头上的面纱。

至此，你也许会发现，生活在东方文明古国里的女性固然受到太多的桎梏，而这种桎梏并非东方的“专利”，她们的基本处境与其他文明社会中的女性并无根本的差别，即都得从属和依附于男子。其实,女性在历史中的失落,中外都一样。在西方,人们也认为“爱”之于男子只是人生插曲，对于女子则是生命全书。或说丈夫从来是“女人的职业”，失落了理想的丈夫就如失业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可见，女子的依附性以及对她们的歧视和偏见，其源头是一个，即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想要走出传统家庭的狭小圈子，介入社会生活,有所作为，就不得不按照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做人行事。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不得不丧失自己女性特点，以至为男性社会同化，或者干脆隐蔽自己的性别身份。历史上那些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现实中，渴望自强的事业型女子也有意识地向男性认同。这都反映了女性在摆脱依附性、摆脱歧视的同时,往往也失落了性别本身。这是一种误区。

须知女性问题的全部奥秘在于：首先，必须摆脱依附性，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尔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复为女人----不是传统女性或新式贤妻良母，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良好心理素质的、正视自己性别身份的女性。回头来看看《红楼梦》，就会发现,作家把女子看做“人”，同时,并没有失落她们的“性”。也就是说，作品在呼唤女性人格尊严的同时，展示了女性的丰富心灵和独特魅力。《红楼梦》并没有采取女扮男装的模式，也不去一味夸张女子的奇才懿行，不过“小才微善”，而是着眼于中国女性丰富的文化性格，深入开掘，多方观照，展现了其复杂性和微妙处。这应当看做是《红楼梦》对“女性之谜”的一种解读。

红楼女性的才干和智慧并不在于她们做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而往往表现为一种素质和潜能。她们活动的舞台超不出家庭的范围,从昔日的贾母算起，到今日的凤姐，还有代理的探春，都只能在当家理事这个圈子里施展。威名远播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不过短短一个月，众口交赞的“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更只是临时代管，正是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她们却导演了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有板有眼的一幕。前者足见杀伐决断之威，后者可知识见谋虑之深。所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在“家国同构”的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中，齐家和治国一脉相通，作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当然，她们都是凡人，探春改革并未成功，凤姐也终于心劳力詘，这与其说是她们个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客观条件所限。“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时代已到“末世”，家族已经衰落，又怎能苛求她们逆转大势呢！设若有更好的时代条件，更大的活动空间,她们将有怎样的施展发挥,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红楼女性中,有机会“露一手”的是少数,比方就宝钗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李纨也非生来就是菩萨奶奶； 秦可卿更是上下瞩望的一把好手、惜乎早夭。由此推想开去，潜在的、未发挥、待开掘的，正不知有多少。

受到更多限制和掣肘的是丫头，然而表现更为出色的也是丫头。平、袭、鸳、紫等辈哪一个不是好样的！她们的地位十分卑微，有的甚至未出娘胎就注定了是奴才的命。即所谓“家生子儿”；可她们的为人行事识见才能则丝毫不逊于任何主子姑娘。只消举出“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一例便够教人折服了。查明了案情，解脱了无辜，稳定了大局，戒饬了初犯，点到为止，留有余地。事情虽不大，牵涉的方面却很多，平儿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艺术和解析复杂矛盾的决策能力，于此可见一斑。凤姐亲自出马也未必有此周全妥帖。鸳鸯是贾母身边须臾不可离开的无可替代的一个丫鬟，位卑而任重,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鸳鸯将何以自处，又何以处人！她自重而不僭越，自爱而处处体恤他人，博得了上下左右的倚重。不要忘了，她们是在人身不得自由、主人随时都可以将其当作“物”来任意处置的前提下做出这一切的。设若换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她们的智慧和潜能得到释放将是怎样地不可估量！即使是那些并不起眼尚未被赏识的二、三等小丫头，也不可等闲视之。小红在怡红院中是被埋没的角色，一旦被发现和起用就有了光彩，她受命传王熙凤那一串话，不啻是一篇单口相声，这不仅是语言能力问题，也是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有出色的公关能力。

红楼女性的内心世界比她们的外在表现远为丰富和复杂。无论她们扮演何种社会角色，具备何种秉性气质，作家都努力探索她们心灵的奥秘。上文提到，女性的封闭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反映在心理上,她们往往要承受更多的负荷，需要有更强的自控能力和调节机制，才能抵御生活带来的压力，适应各种难以预料的变故。举一个最为显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元春省亲”的例子便可说明。元春以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以社会角色论，她属君臣关系中的君、主奴关系中的主，位居尊上; 以家庭位置言，她是祖孙关系中的孙、父女关系中的女，辈属幼下。理性使她自愿啃啮那深宫寂寞的苦果，强迫自己履行贵妃的义务和仪节；感情又使她难以割舍亲子之爱、天伦之乐的血缘纽带。两种角色间的矛盾与悖谬使她处在一个张力场中,“省亲”之举实在是对她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角色变换之速、感情起伏之大，需要非同一般的自控能力和调节机制。在元春，竟有血有泪、有情有理、有分有寸地渡过了这一难关！具有出家人身份的妙玉，其实与闺中女儿有同样的情怀。单调的禅门日课远不能解除她精神生活的孤寂，品茶、赠梅、弈棋、飞帖诸端、传递出她心灵不宁的信息,人们由此窥见她“云空未必空”的内心矛盾和人生困境。

现代心理学认为，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都存在着社会人格和自我人格两个方面，前者是人格结构的表层，后者反映人的天性要求和自由心灵，体现人格的本质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谁都具有双重人格，元春作为贵妃和妙玉作为尼姑，是社会规定她们必须扮演的角色，这是她们的社会人格，她们的自我人格必然受到压抑和扭曲。至于其他女性,比如宝钗的以理制情，即以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来抑制内心的感情，探春的依宗法观念来弱化亲子之情，以至于像黛玉这样率真地表露自己天性和自由心灵的人，也不免要受闺范的约束。可见,自我控制有其调节和适应群体生活的合理方面，也有压抑和摧残人的自由天性的负面。个性觉醒的程度愈高，两种角色间反差愈大，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就愈多愈深。《红楼梦》以其深微婉曲的笔触，揭示了在那个社会条件下,女性社会人格和自我人格的分离和悖谬，从而显示出她们在心理张力场中非凡的承受能力和出色的调剂机制。

《红楼梦》探寻女性世界的奥秘，还深入到了审美----这女性之谜的王国。

解读女性之谜不能忽略了审美，在这一领域里女性占有天然的优势。女性既然不能向外部世界发展,就只有诉之内心、诉之情感，而情感，正是审美活动的不可缺少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红楼女儿正是敏于感受美、善于赏鉴美、精于创造美的一群。女性感情的丰富细腻使她们自然、对人生常常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和极其丰富的想象。林黛玉以“多愁善感”著称，正因“善感”，才使她的审美创造最有光彩。惟有她，才会在花谢花飞之时,由花及人，悼花伤己，成就了一篇发自肺腑的《葬花吟》。她的阅读《西厢记》、倾听《牡丹亭》，是在用心去感应，以情来沟通，才会达到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境地。以“痴情”为生活第一要义的林黛玉，把生活也诗化、审美化了，她本人就是诗的化身。黛玉之外, “痴”者多有，程度不同，秉性各异，大观园中，“葬花”的同时便有“饯花”、“扑碟”，此外更有“画薔”、“斗草”、“醉眠”、“啖腥”、“立雪”……无一不是“园中韵事”，可画可诗。其中最富审美个性的要数“醉眠”和“啖腥”的主人公史湘云,快人快语，洒脱不羁。谁说女子只有阴柔之美，豪放就是男性的专利？请看史湘云的风采！至于大观园诗会，自然是红楼女儿审美活动的集中表现,但那精粹，不在诗作本身的艺术水平，而在一种兴会、一种情趣，或说就是一种审美的要求、审美的愉悦吧。凭借此点，才能把大家聚结在一起,自我娱乐,陶情冶性。

赋诗饮酒似乎是主子小姐的事，不识字的丫环是否就被排除在审美殿堂之外呢？请看那些心灵手巧的丫环，谁能说她们不懂美、不懂艺术呢！在审美领域内，丫环和小姐同样秉有天赋、甚至怀有绝艺。她们不仅能赏鉴，还能创造美、创造艺术。晴雯能把一件华美贵重的“雀金裘”织补得天衣无缝，莺儿能把各色丝线配搭打成鲜亮的络子。龄官、芳官等一班女伶，年纪虽小，出身贫寒，却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香菱尽管命途多舛、沧为婢妾，却渴望精神的丰富，以她的禀赋和勤苦，执着追求，终于叩开了文学艺术中诗之王国的大门。

审美，对于揭示女性世界的奥秘是不可或缺的。女性蕴之于内的优美气质和动人魅力，常常由此产生。

当人们惊叹《红楼梦》女性的文化性格是如此丰富多彩，她们的个性特色是如此鲜明突出之时，就可以领悟到，作家对于女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们是人，而且是丰富的人。作家没有为了提高她们的地位和尊严而把她们男性化，而是着力于“人”化。开发本来属于女性自身的良好素质和丰富内涵，包括显形的和潜在的。这个“女性之谜”不仅属于东方,也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存在于一切有女性的地方。因此，《红楼梦》所揭示的东方女性之谜，有助于女性更好地认识自身、完善自身。

末了，还应该提到《红楼梦》的东方女性之谜已经升华为宇宙人生之谜，它不单属于女性，而且属于人类。在生命本源、人生价值等问题的哲理思考和终极关怀上，《红楼梦》具有超越某一畛域的空灵悠远的精神品格。《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谜语和对全书的谜一样的生生不已的解读，都说明了这一点。有许多研究者已经并且正在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索，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包罗的。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精神的桥梁、文化的使者，对于不同民族和人民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平湖----乍浦是《红楼梦》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理应为这部杰作的解读并通过她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附记：本文为1993年10月于浙江平湖召开的纪念《红楼梦》出海20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作，其要点亦为同年11月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心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平湖乍浦港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载有《红楼梦》船只的起航之地,留下了《红楼梦》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200年后在此研讨并建亭纪念。亭上有名家题咏：

         冯其庸先生题联

    梦从此处飞去    渡碧海青天散落大千世界

    石自那边袖来    幻痴儿騃女真情万劫不磨

         端木蕻良先生题联

     绛雪融融  青埂流芳别乍浦

     炉烟袅袅  红楼寻梦到长崎

       亭的中央，更立有上镌启功先生题写的“红楼梦出海纪念碑”。敬录于此，以志不忘。

          写于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