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外语学习环境，虽然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但毕竟是一个新的开端，是一个值得回忆的话题。

六十年代，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图书印刷的纸张都非常 粗糙，黄黑黄黑的，有如过去的草纸。前文提到的那种从英语名著改写过来的简读本，中国出版的纸张就是这类黄黑的纸张，说难听点，眼神差一点的，都未必能看清楚这种黄黑纸张上印刷的字。然而，就是这样的书，放在外文书店里，也没有多少人去读，更不用说去买了。那个时候，虽然大中学校都有外语课，可是至少在中学里，喜欢外语课的学生很少，主要是缺乏语言环境，学起来很难。还有的学生说出的话更难听，说学外语就是吃中国饭，放外国屁。

我记得在初三时，到颐和园山后的亮甲店大队劳动。在劳动中，和本村的几个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认识了，他们也给我们讲村里四清的事。在讲到他们学习的知识在农村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认为很多知识和课程学了之后，在农村都是很有用的。其中有一位女青年说，她只是不知道外语在农村有什么用。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也确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文革初期自不必说，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应该是在党的九大之后，中小学才恢复上课，但那时候的所谓恢复上课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语文就讲毛主席语录，数学根本就没人学。外语就学类似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之类。老师要讲别的，学生也根本不听。教学秩序更是一片混乱。学校里的桌子椅子没有多少是完好的，而学校的窗玻璃也几乎没有完整的。老师受学生的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在社会上，也没有学习的氛围。除了搞运动之外，其他的人就只管自己想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有学着做饭的，有学着织毛衣的，还有学着做木匠活，打家具的。也有学着装无线电，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水平高的，就学着自己装电视机。没有显示屏，就用示波器。最后这种活动似乎还包含着一点学习的色彩。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门户开始打开了一条不算太大也也不算太小的缝隙。外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在北京的大街上，金发碧眼的男女多了起来。经常会有这样的外国人走在街上，会被一大群中国人围着观看。当时报纸还有文章说，不要围观外国人。有一位西方美女，在前门大街，骑着自行车。她停下来买了一块西瓜，人也没下车，一脚蹬地，一脚踩着脚蹬子，身穿跨栏背心，就在街边上啃起西瓜来。那时候，中国的女孩哪有穿跨栏背心的?就是现在也不多见。这样的场景要说不吸引国人围观那才奇了怪了。

北京的外文书店开始有更多的顾客或者读者拜访。这在前两年是不可思议的事。书店里的书并没有多少种类，有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有鲁迅的英文版作品。我不知道这些书到底是给谁看的。中国人吗?肯定不会有多少人看，外国人吗?外国人几乎不进中国的外文书店。学生用这样的书来学习外文吗?似乎这也不是最好的教材。反正外文出版社也是国家的事业单位，不管是否赢利，只管出版就是了。

后来，英语900句出来了，这是美国出版的教授外国人学习英语的书。它似乎不是正规的教材，以口语为主。书里每一课都有15个英语句子，一共有60课，所以称为900句。书里还配有一些图画，我不了解那应该算是什么画。有人告诉我，说那是钢笔画。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英语900句出来后，有不少人看，但是到底有多少人买，我就不知道了。我买了一本，但也有很多句子看不懂，至少不借助字典就无法阅读的那种。

在王府井的锡拉胡同，有一个外文书店的内部门市部。说是内部，就是要用本人的工作证才能进入，估计拿学生证也可以进。至少外国人是进不去的。那里的外文书种类非常多，都是技术专业方面的，什么领域都有，机械、电子、医学、建筑，可谓五花八门。这些书都是国外出版的，但不是直接进口的，而是影印的。学习英语的图书也不太少数。我作为初学者，肯定不会看也看不懂那些专业的外文图书。而涉及到外语学习的书，我翻看了一下，也挺难的，买了也看不懂。所以没舍得花那个钱。

但是，毕竟开始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些书店里来。有一次，在书店里也看到与我同龄的同事。后来，我对另一个同事提到这个事，他说，现在看来有更多的人都想要学习。对他的这句评语，我是赞同的。

我想，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能考上大学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或者百分之百是在此之前坚持学习的。有些坚持学习的人不光考上了大学，还有的人还直接考上了研究生。虽然在那个所谓“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不少的人们真的放弃了学习，但总有一些人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对学习不利，他们还是要坚持学习。他们学习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今天，人们学习也能这样来对待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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