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时期需要什样的世界史？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9月1日发布(第22308篇)

      70年前新中国是在什么样的世界大背景下诞生的？又是在什么样的世界变革下发展的？我国新时期发展又面临什么样的世界大变局？这些都需要完整准确地了解世界、世界历史尤其是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近日看到有学者在主流报刊上发表《新中国70年世界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光明日报》2019年8月26日第14版），引发笔者对于我国新时期需要什样的世界史的严肃思考。在我看来需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第一，   世界史不等于外国史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认识问题，世界史能不能将中国排除在外？有人认为既然有中国史，那么世界史就无需将中国包含在内，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那样，那么世界史岂非等于外国史了。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阐述世界史，就需要实事求是的阐明不同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因此世界史阐述包括中国在内，和中国史的存在并不矛盾，而是互补关系。

第二，   世界史等于地区国别史

  这里涉及对于世界史体系的架构问题，有人将世界史的体系解读为地区+国别的综合，然而这种地区+国别的世界历史体系和架构反映不了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性。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史没有摆脱地区+国别或者集团+地区国别的叙述框架，陷入苏联中心史或者欧美中心史的窠臼。需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来阐述不同时期地区国别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将地区和国别置于全球发展进程之中。世界史不是地区国别史。

第三，   世界史不能排除当代史

   这里涉及世界历史阐述的断线要不要包括当今历史的发展，或者说要不要将世界历史发展的阐述延续到当今。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史对此着力不够，直到80年代还少有当代世界史专著的阐述，中学教材直到90年代初依然没有叙述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即使20世纪20年代的新时期，对当代世界史研究也还是给力不足。富有时代气息的世界史绝对不能轻视当代历史的阐述。

第四，   世界史不等同于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

  这里涉及另一个重要认识问题，世界史不等于世界政治史或者世界国际关系史。世界史不能变成世界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发展史，世界史内容不能仅仅限于世界政治的阐述，世界史研究必须包含对于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化思想的完整阐述。如今相当多的世界史不管多大部头和权威，对于完整阐述世界历史内容相对欠缺，偏重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阐述，对于世界经济和世界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力甚至缺乏应有的重视，在学术创新领域这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尚属期待之中。

需要提到1996年刘宗绪、徐天新、于沛为主编的20卷1500万字的《世界大通史》启动，笔者作为当代世界史三卷本220万字主编参于其中，并于1997年齐清定完稿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被搁置，胎死腹中，令人遗憾。笔者主编的世界大通史当代卷部分分经济卷、政治卷、社会思想文化卷三卷，经济卷体现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趋势；政治卷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社会思想文化卷体现多元化趋势。当代世界卷提出编写应遵循的七条原则：1.体现全球化趋势加速和多样化发展加强相统一的特色；2.体现广义意义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检验标准；3.体现社会实践是检验当代历史发展客观性和科学性唯一标准；4.体现当代世界和当代历史学的整体和综合发展趋势，突出跨世纪的时代主潮流, 从全球角度高度涉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政治格局变迁和国家兴衰、各类社会制度变化、社会集团和生活、各类思潮和宗教流派,多样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5.体现宏观综合研究和微观深入考察的统一;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统一;综合论述和历史发展的统一；6.体现与大世界通史总体思想、构思和体例的协调及当代部分的特色相统一7.体现国内最新水平, 反映国外的研究成果, 继承和开创相统一。今天还看来这种当代世界史体系和框架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

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是当务之急，人们寄希望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尽早奉献给读者一部建设富有特色的立足中华放眼世界的世界史完整体系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