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早期秘书处工作的回顾

——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受权发布谭君久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7日发布（第22051篇）

按：现在受权发布武汉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前副秘书长谭君久先生2019年7月22日在纪念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大会上发言的文字补充修改稿。感谢谭君久教授惠寄。谭教授同时发来两张和刘绪贻先生在一起的历史照片。另外一张照片，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历届部分负责人合影。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于1979年11月底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年会暨研究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成立了秘书处，并将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直到1990年11月在开封-郑州召开的第六届年会决定将秘书处迁往天津南开大学。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在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留驻历时11年。在这11年里，根据研究会理事会的授权和委托，充当了全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教学人员联系的纽带，联络、团结全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积极推动学术交流，互通科研动态和资料，同时积极开拓与美国历史学界的联系，促进两国历史学者的了解和友谊。具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第一，联络国内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员，搭建研究会的组织架构，建立起美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家园。秘书处是1979年11月研究会成立的同时随之成立的，但实际上可以说，秘书处的工作从这一年4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研究会筹备会后就开始了，筹备会成立了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七所高校代表组成的七人筹备小组，同时 “委托武汉大学负责于1979年年底前在武汉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刘绪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诞生记》）。筹备会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在七人筹备小组的支持下，得到学界广大同仁的积极响应和配合，刘绪贻先生以他特有的行政组织才干和运筹规划能力，带领整个研究室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首先，摸清家底，集结队伍，调查了解全国美国史教学研究人员的分布和基本状况，确定和通知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第二，征集论文，筹备会确定要把成立会开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同时作为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经过通知、动员，到成立大会召开时收到了34篇论文。第三，具体筹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包括会议的报批、组织和经费筹措等等。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是和湖北省世界史学术交流会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一起召开的，也就需要与这两个会议做好协调。这个会议的名称今天听起来可能有点怪怪的：“湖北省世界史学术交流会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出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代表40余人，整个会议是11月26日开幕，三天后即1979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国门初开，思想解放刚刚开头，包括美国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史研究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当然，筹办历次年会必定是秘书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会成立后，武汉秘书处后来又筹办了先后在烟台、苏州、成都、兰州、开封-郑州召开的第二、三、四、五、六届年会。

第二，建立和完善秘书处的组织，保证研究会的正常运转。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将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前后11年，在这11年里，先后由刘绪贻（1979-1986年）、李世洞（1986-1990年）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开始，秘书处的工作都是刘绪贻先生亲力亲为，为研究会的初创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研究会的工作迅速进入正轨，为研究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2年6月，苏州年会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决定增补南开大学的张友伦教授为副秘书长。1984年的成都年会，新产生的第三届理事会考虑到刘绪贻先生已经年过七旬，身边需要有人协助做些工作，决定委托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推选一名副秘书长。当时我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富布赖特美国历史讲习班进修，没有参加成都会议，暑假回到学校后，研究室领导找到我，希望我来担任这个副秘书长，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的讲师（虽然生物年龄已经并不年轻），自觉资历不够，感到很意外，打了三个多月的太极，最后我才接受了这项任命。在此之前，秘书处的一些具体工作，如送稿打印、校对、邮寄等等，主要由研究室资料员张屏同志完成，我担任副秘书长后，经刘绪贻先生安排，聘请了离休干部刘景霞同志担任秘书处的专职秘书，接手原先由张屏同志承担的工作。1986年8月，李世洞教授接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后，我继续担任副秘书长协助工作。这时，武汉大学正积极恢复政治学学科，我因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原本学的是国际政治专业，于1987年4月离开历史系调到政治学系，尽管如此，我仍然继续承担了秘书处的一些具体工作，直到1989年夏天。

第三，帮助广大会员建立联系，互动情报，促进交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秘书处甫一运转，即根据理事会的决定编辑印发内部刊物《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寄送所有会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委托武汉大学编辑的内部交流刊物本来继续沿用研究会筹备期间使用的名称《美国史研究通讯》，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秘书处决定暂缓编印《通讯》，同时为了便于广大会员“及时了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活动情况，互通情报”（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一期，1980年3月10日，《启事》），改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就是这个《通报》，成为我们广大会员联络的一个重要纽带，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一份感情：虽然我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活动和工作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是在我在秘书处工作期间，负责编辑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即1984年8月至1989年4月，前后将近5年，第24－44期，共21期，直到1989年夏天向李世洞秘书长辞去这份任务。这里还想特别介绍一点，那时候，《通报》的一个重要板块就是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摘要。1979年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国家刚刚开放，百废待兴，美国史研究也一样，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中美之间的接触交流中断了三十年，今天，我们可以不用讳言，那时国内对美国的了解，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了解都处在一个相当低的层次和水平上。当时，研究生培养规模很小，美国史博士生的培养才刚刚开始，硕士生的招生和录取质量相对还是比较高的，经过蹉跎岁月重回学校的研究生们学习非常用功，为了写作学位论文，集中就论文选题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虽然当时能够获得的资料非常有限，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也很原始，但他们的选题都顺应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所以，那时的《通报》把“硕士论文摘要”作为一个重要板块推出，对于美国史学界互通信息，交流选题，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需要说到的是，秘书处根据理事会兰州会议的决定，于1988年9月开始征集会员简介，12月编辑打印完成，《会员简介》共113页，分京津沪、六大区和单位编排，收入了199位会员的基本情况、开设课程、主要研究成果等，对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互通信息，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协调组织美国史研究的合作，推动学术研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始终把推动学术研究，交流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作为工作的中心。这里只能选择这个时期做的三项影响比较大的事情简单介绍如下：

一、秘书处组织、协调了《美国史学论文集》的公开出版和《美国史参考资料》、《美国史译丛》的编辑印发。《美国史学论文集》在武汉秘书处时期共出了两集（1980、1983，三联出版社），大部分文章选自头两届年会论文。研究会的前辈、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为论文的选编和编辑费尽了心血，为这两本论文集的出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美国史参考资料》和《美国史译丛》是秘书处组织编印的的两种不定期资料性内部刊物，由秘书处协调、安排各会员单位组织搜集、翻译、校对和印刷，然后由秘书处分发。每一集都围绕一个主题。当时由于国内关于美国的资料极其匮乏，作为研究会积极推动的基础建设，秘书处还根据研究会的规划，以《美国史参考资料》为平台，组织各校的力量编辑国内各高校收藏的美国史著作（中外文）书目、索引，主要有：东北师大美国史研究室编辑的《英文美国史藏书目录》、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辑的《有关美国史英文书目》；复旦大学编辑的《有关美国问题英文书目》、四川大学美国史教研室编辑的《美国史论文资料索引》（上下册，含1901年至1982年的中文文章）；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辑的《美国史图书目录》（共4本），还有黄安年教授独自编辑了《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上中下三册，含1840年至1990年的书目）。此外，秘书处还积极联系，接受了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赠送的《西文有关美国参考工具书选目提要》30本，分发给各个会员单位。

二、编撰多卷本《美国通史》。从1978年开始策划，1979年4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筹备会上提出任务，正式启动，会议决定由七人筹备组和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北大、南开、吉林师大、川大、武大、南京大学等六所高校负责，同时确定由杨生茂、刘绪贻两位先生担任总主编。（刘绪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诞生记》）后来的编写工作，秘书处具体参与不多，主要是杨生茂、刘绪贻两位先生带领各参与学校的团队丁则民、张友伦、余志森、李剑鸣、李存训、韩铁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坚韧不拔，鼎力完成，邓蜀生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全力相助。1989年6月《战后美国史，1945-1986》率先出版，直到2001年六个单卷本全部出齐，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卷合集，历时1/4世纪，不愧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

三、组织研究会会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美国史词条的撰写。这是首部由中国出版机构和学者自主编纂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承担了“北美大洋洲历史”词条的设置和撰写的任务。理事长黄绍湘研究员任主编，丁则民、刘绪贻、杨生茂、靳文瀚诸位先生任副主编。刘绪贻先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据成书后的统计，美国史词条有120多条（含参见条），黄绍湘先生执笔撰写了美国史总论，其他词条的撰稿人绝大多数是我们研究会的会员。

第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中美两国史学界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了解和友谊”是研究会章程中所规定的宗旨之一，这里也选择讲三件事情：

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并迅速与美国的两个历史学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取得了联系。1979年11月上中旬，正好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来华访问，刘绪贻先生邀请并陪同他到武汉访问讲学，向他通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即将成立的情况，富兰克林教授为成立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表示祝贺。

二、在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积极推动、发起和组织了两次一定规模的中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1986年第四届理事会在兰州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部署了争取在次年由中美学者联合召开一次小型讨论会的工作，由于1987年就是美国费城制宪会议200年，主题确定为美国宪法。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梅仁毅教授、南开大学冯存柏教授的积极联系，这次讨论会于1987年1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顺利举行，美国方面来了由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美国宪法史学者科特勒教授带队的五、六位学者，研究会的前任理事长黄绍湘、副理事长杨生茂，时任副理事长顾学稼、齐文颖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二次是1988年11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关于美国总统制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规模较大，有近三十位包括在华的富布赖特教授在内的美国学者参加，专程来自美国的就有11位，其中包括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罗斯福：狮子与狐狸》等书的作者、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的詹姆斯·M.伯恩斯，领队是科罗拉多学院的克罗宁教授，其他分别来自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匹茨堡大学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张友伦教授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得到了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不仅协助招募来参会的美国学者并提供了比较优厚的资助。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据我回忆，虽然这两次会议的学科并不局限于历史学科，来自美国的学者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政治学者、法学学者，且以政治学者居多，但与会的中国学者中，却是历史学者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占了大多数。本来，按照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设想，后来应每年资助一次这样的会议，但是由于后来的风波，这个计划未能继续。

三、在与美国历史学界积极联络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兴趣和成就，增进相互了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学中心执教的美方富布赖特教授约翰·罗伯特·穆尔（John R. Moore）根据美国新闻处的要求调查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得到教育部外国专家局的赞同。在穆尔教授调查期间，研究会秘书处和各单位会员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提供了相关情况和资料。当年12月，穆尔教授专程来武汉大学访问研究会秘书处，对刘绪贻先生进行了采访。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穆尔写出了关于“美国历史研究在中国”（American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的报告，由美方于1985年8月发表，向美国史学界传达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信息，也提出了若干有利于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交流的建议。

 1982年6月，刘绪贻先生前往苏州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那时交通不便，先得从武汉乘轮船到南京，然后转乘火车到苏州。谭君久一路陪同，途中摄于南京码头。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前排左起：谭君久、王锦瑭、刘绪贻、李存训、李世洞，后排左起：何宏非、李世雅、姚玉萍、温敏、张屏 

[1] 《美国通史（六卷本）》全书300万字，由刘绪贻教授、杨生茂教授任总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邓蜀生编审任责任编辑。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1986》，刘绪贻主编，于1989年6月出版。第三卷《内战与镀金时代，1981—19世纪末》，丁则民主编，于1990年6月出版。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980》，张友伦主编，于1993年9月出版。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刘绪贻主编，于1994年12月出版。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由李剑鸣著，第四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由余志森主编，于2001年9月同时出版。2002年4月，第六卷出版增订版《战后美国史，1945-2000》。在六个单卷本出齐的基础上，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了《美国通史（六卷本）》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