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缘虽浅，师恩亦重

——写在丁则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受权发布石庆环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7日（第22050篇）

按：现在受权发布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石庆环教授为纪念丁则民先生百年诞辰而写的文章《师缘虽浅，师恩亦重——写在丁则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收入梁茂信、吕洪艳主编《奠基的年代 戍边的先驱—丁则民育才史料集》第481-48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6月版），7月22日在丁则民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发言。这是石庆环教授发来的文字稿。会场发言照片也是石庆环教授提供的。感谢石庆环教授惠寄《奠基的年代 戍边的先驱—丁则民育才史料集》中的文字照相件是笔者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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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则民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奠基人之一，是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所的创始人。丁先生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也在于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教育家，培养了一批功底深厚的后辈学人，如今的他们已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力军。丁先生所倡导的严谨学风，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学人。

丁先生生于1919年，出身书香世家，明年恰逢先生百年诞辰，回想起先生在世时对我的培养和教诲，不禁使我感怀。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丁先生，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的课堂上。1980年秋季大三的第二学期，我有幸聆听了先生开设的《美国史》讲座课。丁先生在历史系的教授中颇有名气，不仅出身名门名校，且有西南联大和留学美国的经历，属于洋派学者。抗战后期，丁先生远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怀着满腔爱国之情，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到了祖国。归国后，丁先生先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为支援东北高等教育事业，先生北上长春，任教东北师范大学，并创立了美国史研究室，后更名为美国史研究所。丁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大和威严。上课当天，先生身穿藏蓝色毛呢大衣，头戴一顶礼帽，这样的穿着，在那个年代的教授中并不多见。丁先生留给我更深的记忆，是先生开阔的思维、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兼具中西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20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刚刚改革开放，学界尚未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思想相对保守，但先生则完全不同，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固化思维，而且把新的理论和方法带入了课堂。尤其是先生讲授特纳“边疆理论”的时候，在客观地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同时，揭示出该理论实为19世纪后期美国海外扩的理论基础。此外，先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也令我印象深刻。在讲授19世纪美国移民史，尤其是华工对美国西部铁路修筑贡献的时候，先生强调了西进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华人移民的贡献，乃至华工的血泪史。先生治学的开放与严谨，在当时亦具有开学术新风之功。

对身为本科生的我而言，先生虽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但先生的学识和魅力，却激发起我对美国史的学习兴趣。在历史系七七级同窗中，我年龄偏小，除了英语学习略有优势外，在学术造诣和阅历上，无法和师兄师姐们比肩，所以，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报考研究生，跟随先生学习美国史，于是选择了就业。然而，先生给予我的影响以及我对美国史的兴趣，并没有因为离开母校和走上讲台而被冲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黑龙江大学任教开始，我仍坚持学习英语，为美国史学习积累语言基础，同时在开课过程中，也有意选择了与美国史相关的内容。1993年9月，我随丈夫工作调动，再次回到母校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因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丁先生，能够近距离地聆听先生教诲。

从1993年我调回母校到2001年先生仙逝的八年多时间里，在学习和研究上，我得到了丁先生的诸多指导和帮助。首先，是先生把我引上了美国史研究的正途。此前本科求学期间及后来的工作阶段，我对美国史的粗浅涉猎，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兴趣状态，缺乏正规的训练；但再次回到母校，先生给予了我特别的关照和培养，把我引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回母校后，第一次拜见丁先生的时候，我仍十分忐忑，本科期间存留的对先生的敬畏之感犹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越发感到先生的和蔼可亲。先生非但没有嫌弃我基础差、资历浅（我的本科学历）和家庭负担重（当时我需要照顾身体欠佳的丈夫和上小学的女儿），反而给了我很多鼓励，并根据我个人的实际情况，帮我制订学习和研究计划，建议我通过补修博士研究生课程，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1996——1999年间，利用在职的便利条件，我基本修完了先生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美国史入门》、《美国历史文献》和《美国移民史》等课程，成为丁先生的“准博士研究生”。我同在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一样，按时听课、提交作业、读书笔记和小论文。对我提交的作业和论文，先生总是耐心地批改，从文献使用到内容组织，细致到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一些时候，先生认为我撰写的小文有新意或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会鼓励反复修改，待修改好后，再鼓励我投稿，甚至还会帮我的文章推荐给杂志社。经过几年博士课程的学习，我不仅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美国史研究的训练，还从丁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为人、为师和为学的道理。在培养过程中，先生特别注重打牢基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并强调原典和原始档案等一手材料的学术价值。

丁先生帮我开阔了学术眼界。本科毕业后，我一直工作在黑龙江省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与学界接触甚少，更谈不上与美国学者直接交流。回到母校后，先生时常建议我参加美国史研究所的各类学术活动，多与美国学者接触、交流，尤其鼓励我申请出国访学，1996年和1997年，我有幸两次获得赴美访学研修的机会。此外，先生十分重视美国政府富布莱特项目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在先生和时任美国史研究所所长王旭教授的努力下，当时，东北师范大学每年都能争取到有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学者来校讲学；另一方面，先生还特别鼓励青年教师积极申请富布莱特项目，争取获得高访学者的经历和机会，赴美实地研究。正是在先生的一再鼓励下，2000年夏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申请了富布莱特项目，并于2001—2002年度获得了美国政府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访学一年。2001年春节，美国驻华大使馆教育处告知我申请的富布莱特项目获批，此时，丁先生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当我再次去医院探望先生，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人家的时候，先生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用微弱的声音叮嘱我，要好好珍惜机会，尽可能地多搜集研究资料，多与美国学者交流，深度感受美国历史与文化，一定要学有所获地归国。而那一次在医院的告别，竟成了与先生的最后诀别。丁先生离世后，丁师母还特意把先生收藏的几本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原版著作赠予了我，尤其是考恩斯所著《美国宪法与其当下的意义》一书，对我后来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帮助很大。此后的日子里，每每在研究中查阅和引用这些英文著作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先生和先生曾经的教诲。

先生还一直挂牵我的博士学位问题。跟随先生学习美国史，成为入室弟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但在回母校工作以前，始终未能如愿。九十年代初刚刚回到母校时，迫于教学和生活压力，加之先生招收博士的名额有限，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一直没有提到紧迫的日程。可在先生那里，却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情。1998年我第二次从美国访学归来，先生多次提及我博士学位之事，并答应我可以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获得真正入师门的名分。但遗憾的是，那一年由于学校颁行了博士生导师新的退休制度，先生在第二年便停止了招收博士研究生。或许是新制度出台的巧合，抑或是老天的有意捉弄，我和丁先生的师生名分，总是阴差阳错，擦肩而过。在这种境遇下，先生依然鼓励我选择其他导师，尽快把博士学位的短板补上。2001年6月，在丁先生仙逝几个月后，朱寰先生不弃，接纳我为弟子。朱寰先生亦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的领军学者，主攻世界文明史。进入了师门，朱先生为我在专业上保留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允许我继续做美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因此，2001年9月，在获得美国政府富布莱特项目的同时，我还带着“行政集权：现代美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赴美国搜集资料和撰写论文。2004年6月，我顺利了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世界史博士学位，并出版了著作《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可惜的是，这些收获和成长，丁先生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我第一次在本科课堂上一睹丁先生的风采，到如今已近三十八载，距离我回到母校，回到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也整整过去了二十五年。如今的我，已近耳顺之年。回首过往，心中不免多了些许感伤。是丁先生把我引上了美国史研究之路，近乎手把手地教我做学术研究，使我由一名本科生成长为一名教授。我深知自己远不够优秀，远没有达到先生的期望。虽因师缘尚浅，我未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先生在世时，曾给予了我实际的培养、指导和帮助，我已经知足。多年以来，在我的心里，一直把丁先生视作自己的启蒙恩师和授业导师。

作者：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8月于沈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