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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红楼梦学刊》的师友们
推荐赵建忠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6月11日发布(第21778篇)
博主按: 1979年5月《红楼梦学刊》创刊,2019年第三辑(总第190辑)刊登“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栏文章。现在发布2019年第三辑上赵建忠的文章“我与《红楼梦学刊》的师友们”
感谢赵建忠先生和责任编辑李虹惠寄,照片9张来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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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2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又一次新的转型,也是《红楼梦学刊》创刊的绝好契机。旋即1979年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挂牌,紧接着酝酿筹创《红楼梦学刊》。5月20日在京召开的编委会成立大会,茅盾、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王昆仑、林默涵、贺敬之、吴组缃、端木蕻良、吴世昌、吴恩裕、王利器、张毕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廖仲安、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蔡义江、刘梦溪、朱彤、张锦池、周雷、胡文彬、林冠夫、吕启祥等出席,可谓阵容豪华、群贤毕至,与会人员基本囊括了从“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学术、红学等中国文化界代表性人物。由于是1979年下半年才推出《红楼梦学刊》创刊号,当年也只出版了两辑。出版该刊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在天津,我得以先睹为快。创刊词中明确表示“除主要发表从各个角度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论著外,关于作者的生平家世、版本源流、文物资料的考订、书刊评价以及红学研究和出版动态等稿件,均所欢迎。为了替《红楼梦》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背景材料,还将酌量发表一些有关的研究清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可见,《红楼梦学刊》办刊宗旨一开始就走的文本、文献、文化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研究新路,这就打破了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甚至庸俗社会学一度统治“红学”的单向度研究模式。从创刊号上所载文章即可窥一斑,如《红楼梦》“文本”研究方面文章有:王朝闻《都云作者痴----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朱彤《释“白首双星”----关于史湘云的结局》、张锦池《也谈<红楼梦>的主线---兼说此书借情言政的艺术特点》、刘梦溪《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等;《红楼梦》“文献”研究方面文章有:冯其庸《<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宋浩庆《<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辨》等;《红楼梦》“文化”研究方面文章有:端木蕻良《曹雪芹师楚》、王利器《<红楼梦>是学习官话的教科书》、陈诏《略论<红楼梦>里对皇权的态度》、王向峰《曹雪芹的乌托邦思想》等。《红楼梦学刊》还特别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的交锋,如创刊号上除发表戴不凡本人的《曹雪芹“拆迁改建”大观园》涉及《红楼梦》著作权的文章外,同时也刊载了陈熙中、侯忠义的《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从选文风格也可看出《红楼梦学刊》体现出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人们用自己的眼光思考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正是红学走向重新繁荣的历史机遇,《红楼梦学刊》自然就成了展示最新红学成果的前沿阵地。创刊号首印2万册供不应求,当年又加印累计到85000册。这个印数本身就表明:在经历了文革年代刊报普遍存在的“假、大、空”文风后,读者如饥似渴需要读到这样有学术含金量的刊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伴随着社会转型,《红楼梦学刊》引领了学风的转变,具有学术风向标的意义。按照“创刊词”中公布的出刊计划,刊物每年出4辑(目前已改为6辑),每辑25万字。以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能坚持出刊四十年之久,并且还能保持住相当数量的固定订户,这在目前学术期刊中确实寥如晨星。
由于我居住在天津,很方便就近能从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那里第一时间借读《红楼梦学刊》,尽管以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对其中有些高深艰涩的文章尚不能完全消化,但能隐隐约约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这样的坚持直到十年后的1989年,我经过努力如愿以偿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研究生,新入学研究生还能在古色古香的恭王府内生活和学习。记得第一次与导师的正式见面场合恰是刚入学不久我们新研究生列席旁听《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那次座谈会上见到了包括《红楼梦学刊》主编、副主编、编委们在内的很多当代著名红学家,听他们的发言,使我们新入学的红学研究生自然受益颇深。尤其难忘的事,当时主持《红楼梦学刊》日常工作的副主编邓庆佑还给我们新入学的红学研究生配齐了从创刊到十周年纪念的刊物,以后每出一辑新刊,我们都能近水楼台先获赠刊,这很难得。即使放在今天,我敢说除个别红学收藏家和资深 “红迷”外,全国范围内恐怕也很少有读者能凑齐一套完整无缺的《红楼梦学刊》。除此之外,还获赠了刚刚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为我们新入学红学研究生查阅专业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我和现供职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郑向前师弟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首届硕士研究生,分别由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红楼梦学刊》编委的吕启祥、林冠夫承担论文指导教师。吕师擅长文本解析,林先生侧重版本考证,这种学缘背景于我正好转益多师。记得入学后林先生开的课是《目录文献学》,从张之洞《书目答问》讲起,一直讲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要求我们先认“门牌号码”,即学会各类文史工具资料书的使用,为进入学术门径打好基础,这样的学术训练是终身受益的。目录文献学中的“文”,主要指的各类古籍的书面记载,即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说的“第一重证据”,而“献”则指的口碑传闻,类似于今天说的口述史料,也是证据的一种。当年本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是《红楼梦续书研究》,我第一步是将诸家著录的古代小说书目中的《红楼梦》续书先集中,然后去搜求诸家著录未收全的这方面新材料,并尽可能将散见各处的零星资料、口碑传闻加以汇集甄别。为此一向重视文献的《红楼梦学刊》编委胡文彬老师,热情写信介绍我去拜访《红楼梦书录》编者一粟之一的周绍良先生,他也是《红楼梦学刊》编委。后来胡文彬老师又写信介绍我去东北拜访古代小说续书研究方面的专家林辰、李忠昌。吕启祥师也写信介绍我去上海拜访以收集红学资料全而著称的徐恭时老先生,此行还见到孙逊、陈诏、魏绍昌、顾鸣塘及李时人等沪上红学和古代小说专家。硕士论文写作前的那次南北访学求教,使我开阔了学术视野。正是凭着研究生求学阶段学到的那点目录文献学知识,加上导师吕启祥对硕士论文框架构思及理论思辨的点拨,才使得我顺利完成了论文写作。论文答辩时,林冠夫先生与吕启祥师讲起对我论文的感慨是“出乎预料”。也是《红楼梦学刊》编委的北京大学沈天佑教授代表答辩委员会对《红楼梦续书研究》硕士论文的资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我将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恭敬呈送《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也只想在研究生毕业前夕留做纪念,并未指望日理万机、学术活动频繁的他真去阅读。想不到冯老在百忙中不但认真逐字看过,还给我导师吕启祥打来电话,对论文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文献扎实,结论站得住,冯老郑重推荐给当时的《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杜景华,希望尽量少删节发表。《红楼梦续书研究》硕士论文实际字数是三万五千,而以《红楼梦续书的源流嬗变及其研究》为题“节缩”发表在1992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上的拙文长达二万五千字!作为全国性的核心刊物,在名作如林、名手荟萃的情况下,我仅是一名普通作者当时还是学生身份,能发表已是奢望,没想到能刊出如此多文字,这是《红楼梦学刊》对我的厚爱,是对一位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红学新苗的扶植。论文在《红楼梦学刊》长文发表后引发了研究同一课题学人的回应,也为我日后从事的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生毕业前夕,冯其庸主编以他在学界的崇高地位又为我就业问题写了推荐信。同时写推荐信的还有我们天津籍红学大家周汝昌以及刘梦溪、胡文彬等几位著名学者,他们也都是《红楼梦学刊》编委。因了这些学术大家和著名学者的鼎力推荐,我研究生毕业那年得以入职天津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在基本适应了天津师范大学新环境的教学科研后,我开始在原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充为一部专著。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在199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续书研究》。适值天津市红楼梦文化研究会成立不久,学会秘书处当时设在南开大学,于是在该校为拙著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次研讨会蔡义江、胡文彬、邓庆佑、杜景华等几位《红楼梦学刊》编委抵津参加。不仅如此,后来这些老师还与天津《红楼梦》研究者、爱好者座谈或来天津师范大学进行红学讲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地区红学的发展。
难忘1998年秋天,天津师范大学承办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红楼梦学刊》的很多编委随同两位主编冯其庸、李希凡一起出席。擅长书画的冯老还为那次会议题词,印象中由于开幕式在上午,我们进京接李希凡主编的车比较早,以致他连早餐都没顾上吃。两位德高望重的主编冯其庸、李希凡即席讲话,鼓励红学新人早日脱颖而出。首届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不仅对天津地区,而且对全国中青年红学研究者的成长都有极大促进作用。那次会议后,天津又召开过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其他地区如浙江金华、湖北黄冈、河南郑州也举办过类似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今会议代表中有不少已成为卓有成就的红学专家。
《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李希凡对我的关心爱护,并不意味着对我学术方面某些糊涂观点不指出。记得2005年河南郑州举行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几乎同时引发两位主编生气。我针对红学界一些考证专家热衷于探寻《红楼梦》作者远祖的研究现象,提出了不要把考证在红学中作用估计过高的偏激观点,冯老显然不以为然,当即插话强调,中国学人“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是具有普适作用的,这就是《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或者再扩大一些说“曹学”的特殊意义所在。会上冯老对我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的批评;那次我还针对红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一度泛滥,发言中对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也提出异议,认为“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前苏联“拉普”理论可能有渊源联系,这种提法显然不够实事求是。李希凡主编听到后当时就很生气,对我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尽管如此,两位主编没因不同看法对我心存芥蒂,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成长并以各种方式奖掖扶持。冯老特别对接其任的张庆善主编叮嘱,对我的糊涂观点要批评,但我的文章可以照常在《红楼梦学刊》发出。2017年全国红楼梦会员代表大会深圳换届前夕,早已接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的张庆善向名誉会长李希凡征求关于吸收我进入学会新领导班子的意见,他欣然认同积极支持学会新领导的工作,这些都令晚辈的我感动。
比我年轻的《红楼梦学刊》编辑们也与我保持着友谊及学术交流。《红楼梦学刊》编审张云经常就《红楼梦》续书研究的进展问题与我讨论,2013 年她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从时间上看,比我1997年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续书研究》要晚,但她的专著补充并订正了拙著中的若干疏漏与错误,如她考定《红楼残梦》的作者颍川秋水本名为陈德清,考定《红楼梦逸编》的作者赝叟本名为谈善吾,还指出题名惜花主人的续书《太虚幻境》并非新创,乃从秦子忱《续红楼梦》前四回抄来的旧书,等等。她还提出了“涉红小说” 的概念,将凡与《红楼梦》有一定互文关系的小说均囊括其中。尤其她将《红楼梦》续书置于“非经典阅读”的理论之下加以透视,对我这位与她研究同一课题的同道而言,确实深受启发;还有曾随林冠夫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李虹师妹,
硕士论文选题是周春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她据《海宁州志稿》《耄馀诗话》《两浙輶轩录补遗》等文献确定了《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及的徐嗣曾、杨畹耕与周春之间的亲戚关系,论证了乾隆五十六年程本面世之前存在八十回与一百二十回两个钞本系统,这就从文献上彻底否定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做出的“《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判断,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当年程甲本上程伟元序言的可靠性,高鹗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所做的工作,仅是一位补订整理者而非续作者。由于李虹扎实的文献功底及其论文填补了红学研究某方面的空白,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评定为优秀论文,她研究生毕业后得以留在《红楼梦学刊》做编辑工作。李虹对一百二十回钞本问题、对高鹗在《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上的作用等的判断,自然对我研究的《红楼梦》续书课题也有启发。有时我给刊物投稿,她发现一些学术观点方面或文稿技术上的问题,也主动联系我,说是“给师兄提个醒”,从而避免了我的一些可能失误;此外曾随胡文彬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胡晴师妹,研究生毕业后也留在《红楼梦学刊》做编辑,她对《红楼梦》评点派颇有研究,2010年在华艺出版社出版过《红楼梦评点中的人物批评》专著。一次适逢她审核我关于《红楼梦》评点派研究的稿件,拙文重点探讨的是《红楼梦》评点本身的文化渊源与批评功能问题,但我却在结尾一段大谈“人物绣像”的作用,认为这些插图本身也算一种符号与评点文字互为依存,共同实现对《红楼梦》文本意义的阐发。胡晴指出虽然我思路不错,但同一篇论文内表述有旁逸斜出之感,建议删除。我反复考虑了她的建议,认为提的意见还是正确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八条就谈过,写文章应“以本问题为范围”而不能“支离牵涉”,第十条还特别强调文体最忌“言有枝叶”。
无论是《红楼梦学刊》的前辈老师还是同辈朋友,他们默默为我做了很多,却不曾在我面前表白过什么。施恩于人不张扬,不鸣善以收誉,正是古人所推崇的“不衒荐以市恩”高境界。根据我数十年来的亲身体会,母校中国艺术研究院师友们普遍都具有这样的情怀。
从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到1989年研究生入学,第一个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我得以聆听著名红学家们的教诲,那年出刊到第40辑;从1989年到1999年第二个十年,我赶上了《红楼梦学刊》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出刊到第80辑,那年刚开过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拙著《红楼梦续书研究》问世,那次纪念会上我被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成为红学界的一名青年学人,我被所在单位评为副教授;从1999年到2009年第三个十年,由于刊物已改为每年出刊6辑,我赶上的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刊物已出版到第130辑,那年我又被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成为红学界的一名中青年骨干,我也被所在单位评为教授;从2009年至今是第四个十年,我赶上的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刊物即将出版到第190辑,我已被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成为学会领导班子中一名成员,我又被所在单位评为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抚今追昔,我的学术点滴进步和成长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红楼梦学刊》师友们花费的的心血和具体帮助。“四十年来家国”,《红楼梦学刊》四十年的办刊寻路、艰难跋涉,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的风雨路程同步,我也见证了《红楼梦学刊》四十年中主要几个阶段的变迁并伴随着刊物成长。我愿《红楼梦学刊》越办越好,欣欣向荣。我将继续尽瘁于红学事业,今生今世,愿为母校、为《红楼梦学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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