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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交大读博士,住在闵行校区。突然接到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的电话,说是来上海出差,要我过去聊聊。他先请我在和平饭店龙凤厅吃晚饭。其实只是带我去蹭顿饭,席上都是洋人。不太用说话,更没有敬酒。然后随他回华亭宾馆。有个标间,可以过夜。
那位朋友应该不算很熟悉。只是两家来往比较多。我们旅行结婚在他们家住过,他们旅行结婚也在我们家住过。当年都是穷人,能省些钱就省些。
他本来在大陆,后来公派去香港,设法留下未归,当然是合法途径。在投行做分析师,收入在我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很可惜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数字了。他自称工作压力很大,据说只有壮年时能干,若干年后就要改行。我当时想,虽然收入很低,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只是以后也不需要改行。他出差都住五星级宾馆,是公司的要求。
我当时推测,他找我去,也不是真有什么话要聊。只是离得相对比较近,顺便请我吃特色饭店、住五星级宾馆,好让我这种清寒读书人开开眼界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也算是合了古训,“苟富贵,勿相忘”。我对挣大钱的投行工作到底干些什么也有些好奇。事实上,我对所有不熟悉的工作都有兴趣了解。想想正好第二天约了导师在徐汇校区见面。早班校车人很多。如果在宾馆过夜,第二天可以直接去见导师。综合考虑,住一宿也很不错,
宾馆应该很豪华。我那时候出差不多,住过的旅馆都没有几个,何况五星宾馆根本没有住过。不过,说实话,如何豪华现在完全没有印象了。只是在房间中两人说一会儿话后,朋友提议到下面的酒吧坐坐。我虽然不喝酒,但既然来开眼界,就再见见世面,因此答应了。于是就有上次所写《酒吧与陪聊》的场景。
早上吃过早点,与朋友分手。我去交大徐汇校区见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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