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士昭和奎曾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上半部发表于《收获》1965年第6期，全书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我看的是1983年第二次印刷本。作者在后记中称，他们在1960年开始酝酿写作，1980年夏完成。我个人感觉，这部小说是写66年前大学生活最有影响的小说。推测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北大学生写的以北大为背景的小说；另一方面，小说的文学性包块结构、人物和语言等似乎也优于其他描写同时代的小说

小说正文的时间为1955初春到1955年12月，另有引子追溯到1935年。故事发生在中华大学。从校园描写“画栋飞檐、碧瓦红椽，道旁齐腰的松墙，湖畔挺立的高塔(p. 13)”可知，就是北京大学了。只是把北大的诗刊《红楼》改为《红湖》，未名湖改为翠湖等。

主要人物是中二甲班的同学和中文系的领导和教师，在大学生活的日常活动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并彰显他们的命运。这些日常生活，有些为现代的大学生等熟悉，如上课、复习、考试、讨论、撰写读书报告研究论文、文学创作、评三好学生、办墙报、组织文艺演出、郊游、追求异性与恋爱、托关系转学等，也有当时特有的下雨天半夜起来抢运被淋湿的水泥、到农村去劳动等。两位作者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不久就开始写作。校园日常生活细节应该可信。

打着时代烙印，书中人物多少有些简单化，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假恶丑。男主人公团支部书记许瑾是烈士后代，思想成熟，严于律己，自己学业突出，还花大量时间帮助同学，冒着危险生命抢救同学，最后加入共产党，被选为三好学生。按照小说的逻辑，女友已经分手，接着就可以与班上美女同学也是教授的女儿团支部宣传委员陈筱秋恋爱了，虽然小说没有明说，但陈显然对许芳心暗动了。学生中的反面人物班长白亚飞，课程学习不很认真，不关心同学，不参加劳动，只是要凭创作一鸣惊人；欺骗女生感情；剽窃许瑾的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剽窃郭沫若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诗句。最后被绝大多数同学唾弃。

巧的是，正反面两位人物的校外女友都告吹。许瑾的女友鲁珉爱情至上，开假诊断、托人找关系要从天津的师范学院英语系转入中华大学中文系，两人发生矛盾；后来因为许瑾向领导贾建业汇报时检讨了自己没有及时汇报假诊断而被贾告诉天津的学校，导致鲁珉被批评，她愤怒中与许分手。但内心仍希望许主导找她，终于等不及按家里的意愿嫁给华侨表哥。等许想复合时，为时已晚。白亚飞在上海的女友林应敏没有考取大学，当了小学老师并热爱工作。白亚飞要追求教授的女儿陈筱秋而要中断两人关系。小学的团组织介入，与中华大学方面沟通。白在暑假里继续与林来往，发生关系。回校得知林怀孕后，白不承认与她发生过关系，暗示她对外称被流氓强奸怀孕。林愤怒下精神恍惚，车祸身亡。两人结果其实相同，都是离开了校外的恋人。但交往和分手过程显示许瑾的不同凡响，如果有不足，对组织而言没有及时汇报正属于对女友温情压倒原则，对女友而言只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没有在收到分手信后尽快求复合。也显示了白亚飞的卑鄙无耻，所谓见异思迁、始乱终弃。

除了前述两位主要人物外，小说中还有其他着墨较多的人物。形象比较丰满的是陈筱秋，教授的女儿，共青团员；积极向上，但天真幼稚，特别是政治立场和审美情趣有内在矛盾。作者讴歌了来自工农兵的学生。系党支部书记王月英，老成持重，善良朴实，当年是女工中的地下党，只念了两年小学和三年工农中学就上了大学；克服了身体不好和基础差的困难，成绩从补考到领先，最后当了三好学生。退伍的骑兵英雄共产党员乌力吉，正直坦率，但有时过于急躁，也克服了基础差的困难，被同学推举为三好学生，自己反对。批评了不关心集体、对政治淡漠而一心钻研学业想个人成名成家的孟学思，结果是研究的立场有偏差，走上胡适所代表的当时认为的歧路。作者以此强调，“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个人主义是没有出路的！(p. 627)”反面的女学生黄美云，其实是更值得注意的人物，以后另文专门写。还有些相对次要的人物。

小说中学术权威陈文中教授关于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做学问的最大忌讳是拾前人余唾，最需要的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要开动脑筋想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个极而言之的话，哪怕想错了，也比根本不想强。(p. 434)”“科学是实实在在东西，掺不得半点假的。……要踏实，要刻苦，要不怕琐细，不怕繁杂。……要想学业上有所建树，有所成就，最紧要的就是：要精力集中，摒除杂念，要入迷！古人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有道理的，就是要有为了科学肯于放弃一切的精神。(p. 68)”“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定论，容不得别人有商榷的余地，这，非常之有害，非常之可笑。……一个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面目，可是别人却看得清清楚楚。(p. 69)”

小说也强调了学生做研究、写论文的重要性。“考试是为了什么？检验课堂学习。课堂学习又为了什么？为了学习书本知识，掌握治学方法，学会独立思考，培养独立工作能力。(p. 253)”书中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发表文章，这或许是中文的门槛比较低。《大学时代》只有优秀学生发表了文章，而《勇往直前》中发表文章的是个反面的学生。

同样是写57年之前相对太平的时期，《大学春秋》的火药味远比描写同时期的《大学时代》和《勇往直前》。各种矛盾冲突，有些爆发，有些蕴涵。政工干部之间、政工干部与任课教师之间、任课教师与工农学生之间、优秀学生与落后学生之间等。可以说，“阶级斗争”已经呼之欲出了。此外，《大学时代》生活积累充分，叙事技巧方面差些；《勇往直前》故事讲得好，但对学校生活还是有些疏离。《大学春秋》在生活积累和叙事技巧方面都不错，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多些。

小说也涉及到教师的活动。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党政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兼系副主任贾建业基本是否定性判断。“资产阶级给我们……遗留下一大串臭毛病。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就是其中的一种。(p. 35)”“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批满脑子资产阶级糟粕的旧知识分子。(p. 334)”“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容易右。(p. 337)”有这样的领导，就不能理解反右为什么会扩大化。教师中的正面人物，校党委常委、中文系总支书记朱志刚对旧知识分子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并且意识到，“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抓阶级斗争的人，往往容易左。(p. 337)”不管怎样，客观上就是“高等学校，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上上下下，都容易走极端，搞形而上学。运动一来，总要搞得过一点；运动一过，又来纠偏。(p. 64)”

有意思的是，小说也有与《勇往直前》类似的在生活比喻。多次出现，例如“像那些勇敢的船夫，永远站在生活的急流中，飞速前进，千万不要贪图安逸，贪图缓流更不要掉在漩涡里。(p. 88)”“生活像湍急的河流奔腾向前，你若是不能乘风破浪前进，你就有陷在漩涡里不能自拔的危险。(p. 163)”这显然是当时社会的共识，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至少普通民众不用考虑，只要往前冲就可以。历史表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压制对方向的思考，都要宽容那些与主流成钝角方向前行的人。小说反映的还是共和国初期相对宽松的年代，但已经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所谓“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作者康式昭(笔名康凯)，1935年生于四川。1953年从川南资中中学提前毕业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艺理论工作，六十年代在邓拓主编的《前线》杂志社任文学编辑，是《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发表过杂文，担任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官员。作者奎曾(原名翟奎曾)，1934年生于江苏。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后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后任内蒙古宣传和文化部门官员。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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