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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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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还是住在太平村113栋35号，与十年前一样。住十多年还不换房子，后面似乎不常见。相同的房子里，不一样的是人。套用希腊先贤的话，人不能两次住进同一房子里。10年前的学前儿童，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年内过了14岁生日。在鞍山市第三十中读初中，九月升到初三。
想不起来生活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总体上，那时候都觉得充满希望。特别是77年9月恢复高考，我们都觉得可以读大学了。至少在我们家，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这一年是我作为好学生的巅峰期。被鞍山市教育局表彰为“三好学生标兵”。这算个比较稀缺的荣誉，全市100名，我所在中学两名。从那之后，我初中、高中和本科除了学科竞赛获奖再没有获得过任何荣誉，硕士研究生阶段没有获得任何荣誉，而博士研究生时获得过学院一个荣誉性不强但奖金丰厚的奖学金。后来的种种荣誉，只是说明自己相比年轻时候更成熟，但未必更优秀。
考试
77年初虽然还没有恢复高考，但文化课学习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后来随着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大家更意识到考试成绩的重要性。我所就读鞍山第三十中学不是好学校，这已经是对母校很客气的说法。校领导们面对现实，决定成立重点班，配备优秀师资。估计这也是当时同类学校甚至所有学校普遍的做法。
先说一下我们那个年级的分班情况，在1975和1976年两篇好像忘记说了。入学时也就是没有分重点班时，有10个班。一班为音乐班，班主任是教音乐的一位女老师，姓名忘记了。她曾给我音乐零分，因为考试时我不肯开尊口唱歌。老师很宽容地降低标准，只要我随便唱点什么，例如17个字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知道她真想照顾我，还是想听听我坚决不发出的歌声。但我还是打死也不唱。音乐成绩写在联系册上给家长看，我在0前面添个9，蒙混过关了。选9而不是8，并非要高分，只是9比8好写。添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像，但家长没有注意。十班为体育班，班主任是教体育的王老师，名字忘记了(仿佛是叫王洪利，不肯定)。体育也是我的弱项，但不记得有特别的故事。在重点高中，曾经有次因为做操不标准，被教导处徐主任拉到领操台上示众。也许他觉得是种羞辱，我其实无所谓。在台上的动作与台下相同。我就是这个水平，不会因为全校师生在看我自己，就有所提高。言归正传，在初中，我们那个年级另外8个班，都是普通班。我在6班。分重点班后，是几班我忘记了。当时似乎有两个重点班，但不是平行的，成绩不够我们班的，才去另一个重点班。
重点班通过分班考试选拔学生。考试的时间我记不准了，应该是春天，秋季学期重点班上课。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在秋天，那样就是78年冬季学期才开始上课。我觉得后面的可能性比较小。特别是寒假里请教重点班的化学老师，因此可以肯定是秋季成班的。考试科目包括数学、理化和语文三门。当时对考试的重要性还没有清楚的意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更没有办法特别准备。
分班考试很难忘的是，教我数学的李敬子老师全程站在旁边看我答卷。至于她是不是监考我倒是没有注意。有一、两次，她在我卷子上指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我发现可能是我马虎出了错，就及时改正了。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违规的行为，只是由衷感激李老师对我的厚爱。这样，如李老师所愿，数学我考了100分。理化我也都会，但没有老师在旁边“指点”(用手指点考卷)，只得了98分。语文好像都是考的古文，至少我不记得写了什么作文。当时还没有在课外读古文，因此不是我的强项。只是我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强。最后的分数是76分。
成绩公布，我是全校总分第一名，数学是唯一的满分，语文单科居然也是全校第一名。理化好像有人比我高，但毕竟我离满分也只差2分。总分遥遥领先。这样，不仅考进了重点班，而且被任命为学习委员。这是我最后一任班干部。从高中到博士研究生，都是班级里普通群众，甚至是调皮捣蛋者或者不参加集体活动的落后群众。
40年后回头看，很难想象我漫长的考试生涯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开局。可惜，高开低走，中考还算不错，高考就比较差了。真可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总体上，过关性的考试我表现还可以，竞争性的考试总是差强人意。
老师
成立重点班，就是要选优秀老师去教优秀学生。因此学校肯定尽量配备好老师。但当时上面还有一届学生要参加高考，从常理推测，最优秀的老师应该去教参加高考的重点班，甚至还有非重点班。
教我们数学的是马振远老师，没有重点班时他教我们物理。马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马老师无疑是优秀的班主任，尽心负责。他的太太也是本校教师，一位模范班主任，正在带毕业班。他们是被校领导所器重的教师，是主流派。当时还有些造反的边缘派教师。两派在校园里贴大字报互相攻击。我常看热闹，似乎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在争论什么，现在更是连内容也忘记了。印象中，前面提到李敬子老师的先生金和(也是鲜族)老师，也参加大字报笔战，跟马老师夫妻是战友。李老师倒是没有参加。边缘派的主力是9班的班主任刘老师，名字记不准了，好像叫刘元德，或是刘德元。刘老师是三十岁上下的语文老师。烟瘾很大，人很瘦。听同学说，还没有成家，不知道是否确切。刘老师有次还收拾我一通，后面会说，完全是冤案。不过这与马老师没有关系，当时我还在6班，重点班还没有成立。
说几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任何领域，其实都有主流派和边缘派。通常主流派的业绩更好些，但边缘派不承认，不过边缘派通常更强调情怀。当年看过大字报的人，或许对现在网络上的喧嚣吵闹不会太感兴趣。在我看来，许多人似乎缺了或者至少没有学好这一课。他们以为，否定别人的业绩或者测度业绩的标准就能证明否定者业绩并不差，强调情怀似乎显得强调者很有情怀。诛心而论，人们谈论最多的东西，往往正是自己最缺少的东西。并非总是如此，但大抵如此。更一般些，“外有余必中不足”。
马老师作为数学老师，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实在无法恭维。稍微难一点儿的几何题目，他自己也不会做。全班在教室里讨论，有时候一晚上两节课，做不出一道题。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有位女生也因此得了个外号。证明几何题时，那位女生提出种方案，马老师问其中两条线段为什么相等，她理直气壮地答“量的！”众人哄堂大笑，后来同学们就叫她“量的”。另一方面，马老师坦然承认自己教学能力有限，不会的题目就全班讨论。后来也承认无力辅导我，介绍我找高年级重点班的数学老师黄明请教，黄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黄老师的指教明年再说。
我一直觉得，教师对知识的诚实态度比具体专业能力更重要。老子所谓“知不知上”，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都是这个意思。王小波曾写过，有个数学老师辅导高考，让学生背下来准备好的解答。结果学生参加高考，都是零分；因为这位老师也参加高考，得了零分。马老师还是比王小波笔下的数学老师，高明不少。
顺便一提，班上做不出的题目，我拿回家都做出来了。不是我做出来的，是父亲找单位里年轻同事做。科里有两位是清华的毕业生，基础确实扎实，没有做不出的题目。
物理老师是张素云，一位中年女老师。她毕业于东北师范，很不错的学校，但在人们心目中算不上名校。张老师似乎跟我解释过，她能读更好的学校，但家里穷，只好读师范。张老师的先生是重点高中的体育教师，但似乎没有教过我。他们有三个女儿。张老师给我们看些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巧的是，后面提到陈家兄弟的母亲孙阿姨是她的同事，也讲起过去的事情。张老师人很聪明，似乎也知道并欣赏她自己的聪明。话很多，平时说话很快。她的聪明是反应快，而不是思考深，基本上与那时的我是同一类型。因此张老师很喜欢我。引我为同类，“我们”。同类的标志，包括对我不太掩饰对那些反应慢的学生(“他们”)的蔑视和嫌弃，她的教师修养压倒了本性，因此没有公开嫌弃。作为学习成绩很突出的学生，我被几位老师所喜欢。但张老师的欣赏带来某种压力，仿佛是成绩差了就说明不够聪明，从“我们”变成了“他们”，张老师就会弃之不理。后来想想，是不是张老师利用男孩子的争胜心，进一步激发学习积极性。也许是我想多了。张老师的教学，清晰明白，其实是针对“他们”那种，我倒是不是特别欣赏。这似乎是张老师的矛盾之处，她看不起那些反应慢的学生，但她其实更适合教他们。张老师名声在外，我们班常有她的公开课，有一次还是在校外的大礼堂上。后来，她调到了市重点高中，继续教我物理。我在《高一忆旧：老师们》里面提到。
化学老师也换了人，原来的张老师不教重点班，魏进修老师教我们。魏老师是30多岁的女老师，就在学校住。据说她先生是海员，常年不在家，她有个还没有上学的女儿。李老师和金老师夫妻也住在学校，教我的时候还没有孩子，我毕业时李老师已经怀孕了。学校的教师宿舍是平房，厕所在外面。本来我也不知道，寒假我找魏老师问题，结束后她跟我一起出来。我想老师怎么这么客气，就劝她不要出来。结果她说去上厕所。我很尴尬。魏老师是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在人们心目中算是名校了，水平应该很高。但她跟张老师不是一个类型，偏于恬静娴淑，话不多，说起来慢条斯理，有些像大家闺秀。我非常敬重魏老师，但我在化学方面似乎没有过人之处，虽然成绩在初中应该还不错。
语文课也是位中年女老师，与张老师年龄相仿，可能还更年长些。姓名我都忘记了，联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看来喜好真是与记忆有关。我不喜欢那位老师，从来没有见过她笑过。我给她起个外号，“老阴天”。我很少给人起外号，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我后来反思过于这位老师的关系，觉得自己不可理喻。从来都是不喜欢笑的人反感笑的人，爱笑的人不应该反感不笑的人。有时候，借课题回答问题，表达对老师的不满。记得有次讨论课文是郭小川的诗《团泊洼的秋天》，回答什么问题我忘记了，我脱口而出“他们不让人说话！”同学大笑。
我语文课平时课堂表现很突出，擅长概括中心思想和划分段落。有时候阅读时，发现同学们都具有后面所述陈家兄弟所谓“非凡的不理解力”。记得学习恩格斯的《论权威》，有段话，“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同学无论无论理解不了。老师讲了还是不懂。老师让我给同学讲。我讲后同学是否懂了，我忘记了。可惜，语文考试成绩总是不太好。下一年毕业考试语文成绩没有到90分失去评三好学生资格。
其他还有什么课我不记得了，似乎没有英语课，当然老师是谁也忘记了。
同学
过去6班的那些班干部同学基本上都没有考取重点班，谷安凯和我例外。从小学一起到中学的同班同学张鹏高、周思铁、于影、欧玉娟，还有中学开始同班的同学万鑫、刘姓女同学等，去年回忆1976时提过，都就此分手。后来再也没有任何来往。小学时候的小伙伴冯宝东，就是1975年寒假中爆破教室玻璃但被老师诱供先招了的同党，初中就不同班。分班后他找我帮他补习过数学，但我们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应该不是我主动中止的，但我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直有足够的耐心。然后也就完全没有了来往。早期频繁换班的经历，使我不是很在意曾经的同学。就像当年我更早时在小说《春潮急》中读到的，“相打一篷风，有事各西东”。
重点班同学，能记住的大抵是后来考取重点高中特别是重点班的。毕竟我们在一起才一年不到，而且学习比较忙。男同学有谷安凯、张晓斌、张宏、张宇。女同学有胡野岩、安增翠。两位女生能记住，不仅是后来读高中了，而是名字都有些不寻常，虽然其实基本没有打过交道。平素极为厚道的谷安凯把后者读成“囊囊膪”，不过没有公开叫。考取重点高中后，张宏、张宇好像和我同班，张晓斌和胡野岩在另一个重点班。谷安凯和安增翠不在重点班，但也不同班。还有位男生温明全，忘记了是不是也一起读重点高中。我在《高一忆旧：同学们》和《高一忆旧：女同学们》中都没有提到前面几位同学，因为在高中来往非常少。一方面，那时候重视学习了，同学之间一起玩就少了。另一方面，与我在一起玩的多是些学习不太认真的同学。张晓斌考取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在武汉实习时还意外遇到过。张宏外语很好，后来考取了华南工学院。
没有一起读重点高中的同学中，有位李姓班长，名字忘记了，个子很高。他来自9班，班主任刘老师原来是我们班主任马老师的对头，互相贴大字报。刘老师从严治班，不听话的学生直接拳打脚踢。那个班出操等极为整齐，也许是刘老师当成自己的禁卫军来训练。李班长好像也可以代师行罚，加上个头高大，很是威风。胡野岩似乎也是他那个班。进了重点班，马老师还继续让他当班长，可谓知人善任。近距离接触，发现李同学是很和气、甚至有些腼腆的大男孩。这种反差让我愕然。真是环境造人，南桔北枳。就是我自己，对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游戏再也没有兴趣。事实上，初中重点班之后，好像我再没有自觉地参加任何同学中派系性活动。我觉得那种小孩子的勾心斗角可能也没有了，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有点印象的还有位梁姓女同学，好像叫梁艳。重点班前我们同班，我是学习委员，她是数学课代表。重点班后，我还是学习委员。发数学作业，我请她帮忙，她没吱声但走开了。我当时有些莫名，就是发个本子，举手之劳。随后想想，也有道理，她已经不是重点班的数学课代表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说到学生干部，我最后的记忆是马老师给我的指导。学习委员，不需要做工作，只要抓工作。具体工作都是课代表做。我记忆中，好像我什么也没干，只是学习成绩不错，算是起到带头作用了吧！初中之后再也没有当过学生干部，只是大学刚毕业时，当了一年班主任，算是学生工作，在回忆1984年时说了。我也试图实现马老师的建议，抓工作。
荣誉
开头说的市“三好学生标兵”其实是篇发言稿换来了的。书写，在我的人生中首次展现了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威力，但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一切，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写出来的。发言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准了。应该在分班考试之后，这样我才有资格发言介绍学习方法；但又应该在分班之前，因为我的班主任还是刘汉老师。他坚持把我的名字“陈利群”，改成“陈立群”，并写在奖状上。我从此也之后改了名。
那篇发言稿，现在当然找不到了。谈理想目标之类，口气很大，仿佛有“我们要干新的，干大的”的话，本质上与现在动辄要“原始创新”“突破性进展”是一个意思，只是表达比较粗糙。基本上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具体的学习方法，多少有些个人的体会，毕竟也没有地方抄。仿佛用了不少成语，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之类。虽然学习方法是有感而发，但我其实并不觉得是学习方法的问题。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聪明。传说林彪的话，“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我那时很有共鸣。当然，我现在知道，那其实是种错觉。首先我不算很聪明，其次是否聪明父母的遗传作用有限，个人的后天修为更重要。
那时候不用自己申报。直到通知颁奖才知道。这正是目前国家奖励制度改革的目标。颁奖会议还是要开。到市里面参加会议，领回一个巨大的镜框，里面有奖状，但没有奖金或其他物质鼓励。当然，镜框之大，也许是我错觉，当时人比较小。那个镜框在家里没有挂出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父母其实也很重视，因为奖状上写了“陈立群”，就到派出所办理了改名。后来几次搬家，奖状现在找不到了。很可惜！事实上，奖励的具体名称我也记不准了，或许是“雷锋式三好学生标兵”。记忆如此，但不太通。雷锋似乎没有读过书。
全市100名，我们学校居然有2位。另一位是体育班的女生姜桂枝。名字记得牢，因为与瓦岗故事的戏《对花枪》中女主人公名字相同。她原来在十班即体育班，分班后也不在重点班。姜同学是校团委委员，很出色的学生干部。她不仅得了奖，而且还接受了电台记者的采访，在广播里播出。我是听说的，并没有听到广播。当年的印象，姜同学高大健壮，成熟热情。几乎在任何时候，对所有人，都是笑靥如花。对我当然也很友好，像大姐姐那样和蔼。后来在《红楼梦》中读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认识的人中，最符合的就是这位姜同学了。我重点班之前同学欧玉娟，也是校团委委员，但接人待物方面，比起姜桂枝，还是差些火候。传统上，姜同学被普遍认为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是很突出。而我最像好学生的时候，也只是学习比较突出，老师们愿意选择性的忽视我其他方面的缺点，例如自由散漫、任性使气等。当然，也有些人，如我父母，可能比较狭隘，觉得那种好学生没有一技之长。其实，古今中外，受人欢迎，都是最重要的一技之长，至少对个人而言如此。
荣誉也带来麻烦。有次与谷安凯可能还有那位认他为舅舅的新同学，被前面提到的9班班主任刘老师拉进办公室训了一通。罪名是我们故意不和他打招呼。我们对面走过，没有理睬他，这是“不打招呼”罪；“故意”是因为走过去后，我们中有人回头，看着他窃笑。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当时听他宣布罪名，差点笑场了。他们是不是看见我不知道，我真是没有注意到他。但我也不好解释，“目中无人”的罪名没准儿更重。更何况，这位老师是下重手打学生的，而且与领导也在贴大字报，我估计如果被他打了，也是白打。所以更不敢争辩免得招惹他。我特别留心，跟他隔张办公桌，免得他突然暴起动手。也随时准备逃到办公室外面去，一直留心着办公室的门。后来才知道，这其实符合圣人教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好在那位老师终于没有动手。滔滔不绝地批评中，还说姜桂枝也是市三好学生标兵，还上过广播，见他从来都非常有礼貌。他的听众，除了我们三个被批评对象外，还有几位老师，包括姜同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批评累了，就让我们自己反省，其实就是闲呆在办公室里。我没心没肺地听他与其他老师聊天，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其实是说香烟，“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不是香烟是什么？真有道理。单纯从谈吐有趣而论，我觉得刘老师在初中老师中可以排第一。不过，我还是无法欣赏他，因为他打人，就成了“他们”。当然，现在想想，从事功角度，他或许就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后来，我们班主任刘汉老师把我们领走了，没有机会听他更多高论。假如没有挨揍之虞，我其实真愿意与这位刘老师多聊聊。
读书
本回忆中，70年代的前3篇都没有写读书。这是个不该有的疏忽。那些年，读书虽然不足观，但是也读些。
与现在书多时间少截然相反，那时候是书很难找到，时间倒是多。现在所谓休闲性的读物，当时主要是小说。来自两个渠道。母亲手里有些私下传阅的一些旧小说，父亲单位图书馆能借些新小说。前者可能更早些，主要是在小学时看过些。见过《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但繁体字看不懂。73年反复读了《水浒传》，等2023年底再详细写。唯一本有点印象的小说，是写49年前上海工人运动，名字忘记了。有个小女孩，很可能是后面卷的主角，叫早早。上面还提到了城隍庙九曲桥。我想象中，是那种圆形的弯曲，直到见了真桥。
在中学看的多是父亲从图书馆借的，全是新书。大体上，小说可以分成3类。一类是49年前的战争题材，另一类是49年后农村合作化，还有种是韩战。49年前战争题材，当时看还感兴趣，打仗，男孩子喜欢，但现在已经记不住了。总体上是目前神剧比较质朴的版本，性质相同，程度有别。现在小说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个别情节还有些印象。只有些片段记忆。如说位国军战俘，“头带将军帽，腰挂空枪套”。画面感很强。韩战题材，人物形象更模糊，现在连情节都不记得了。农村题材我不太感兴趣，看得不多，所以还记得些标题，如《春潮急》和《虹南作战史》。后者的名称真是误导。开头还真是打仗的故事，但很快就变成农村故事了。印象最深的是青少年(当时我的同龄人)题材的小说，《新来的小石柱》。很有代入感，只不过代入的不是男主人公，而是其中转变性人物本家超哥。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姓陈，耳东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超，陈超！”当时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说，真酷！主人公小石柱，我倒是并不看好。
课外也读学习的书，主要是数学书。开始是读76年前上海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代数》和《三角》，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做上面的习题。三角公式众多，很难记住。多做些练习题，慢慢就记住了。77年再版《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上海的表姑顾䓱(我记忆中，是紫加草字头，不是柴)蕖送给我一全套，如获至宝。谷安凯手里有文革前的高中物理课本，我们也一起看看，做些题目。
当时或者再稍微早些，读得最多的其实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觉得文字很有力度，而且注释更有意思。不过，随着其他读物的逐渐增多，慢慢就不看了。当时还写本学习笔记。当了市三好学生，要有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我奋力拼搏赶出来，基本上写满了一个64开的日记本。那本学习笔记，放到学校的什么展览室。后来再也没有还我。我现在的原则，证书等原件绝对不拿到学校去展览等，或许就是吸取了那个读书笔记的教训。至于笔记上具体写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推测主要是做些摘录吧！
社交
那时我隐约有社交与玩伴的区别。玩伴是身边的同学或者邻居孩子，成天在一起玩，但是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社交对象是父母的朋友家孩子，住得比较远，一年见不了几次，但见面了，通常会在一起吃顿饭，谈的事情更成人化些。更大的差别是父母的态度，其实只是母亲，父亲不太管。母亲对我的玩伴多少有种审视、怀疑的心态，虽然邀请那些玩伴到家里来，事先已经有报批程序。玩伴在家里始终要处在我的视野之内。除了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同学等来时，我们家里屋的门锁掉，我自己有钥匙，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打开。当然，母亲这种戒备态度也有道理。确实发生过同学到家了，拿走了桌子上放的5分钱，母亲去要了回来。
多年的社交对象包括前面提到过的陈家兄弟。每年至少春节时一起吃饭，平时可以也有些来往。其实那也不算社交，他们只是陪小朋友玩。与他们的交往，我受益匪浅。年轻的时候，很需要这种现实版的人生榜样。我们在一起，觉得智力相当，现在所谓“三观”也相同。偶尔也嘲笑别人。他们辅导但总是教不会他们邻居的孩子，两位兄弟说那两个孩子，“具有非凡的不理解力”。当时有些传记等，动辄说主人公“具有非凡的理解力”。陈家兄弟“反其意而用之”。巧的是，他们后来都学了力学。兄在大连工学院数学力学系读本科，后来在本校计算力学专业读了硕士博士。弟在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读本科和硕士，后来到清华读了力学博士。不过，后来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兄定居美国在企业工作，弟成了副部级官员。
在77年前后一、两年，还多个社交活动，有对吕家姐妹。妹妹吕卫宁与我年龄相仿可能大一岁，姐姐吕卫平要大几岁。她们的父亲吕工是我父亲的同行，也许还同过事。她们的母亲徐医生是我母亲的同事。徐医生的侄女徐艳辉是父亲科里的描图员。印象中吕卫平稳重厚道，吕卫宁开朗活泼。但与她们关系远不如与陈家兄弟密切，因此远不是无话不说，客气胜于亲密。不知为什么，两年后两家就不这样走动了。高中吕卫宁一度与我是同学，但她不在重点班，感觉相貌与小时候变化很大，几乎到认不出的程度。她好像后来学了文科，当了记者，结婚后以陪读身份去了美国。据说男朋友长相普通，她自称，“男的太帅了，养不住。”徐艳辉和她先生严隽杰倒是经常来。徐是四川人，吵吵嚷嚷；严是苏州人，轻声细语。相映成趣。严好像也是清华的毕业生，后来辅导过我高等数学。明年再说这个事情。
还有位是母亲同学的儿子，我在《忆往昔之故友》中专门写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也不是所有一起吃饭的小孩都是社交对象。后来成为我们夫妻介绍人的赵工，过年一起吃饭时经常带着他女儿，年龄比我大几岁。我们就基本没有说过话。
这一年没有照片可以贴。事实上，去年年底贴的1976年照片中后两张，其实是1977年的。
现在回想，初中可能是我最快乐的学生时代。更小的时候，有受同学欺负的问题，特别是在小学低年级。更大的时候，要考试和同学竞争的压力。而在初中期间，没有人欺负，凭基础和智力不用特别努力就在学习成绩上保持某种绝对优势。当然高中、大学、硕士、博士也快乐，但程度上比初中要差些，其实性质也不同。
过去已经写过19篇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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