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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满了四周岁。全家已经住在太平村113栋35号。当时应该在幼儿园了。我不记得是这一年还是前一年入园。幼儿园的生活片段在“忆往昔”系列中有些回忆,《初入幼儿园》《吃在幼儿园及对老师失望》《吃在幼儿园续兼说家长老师》和《幼儿园小朋友》。当然不限于这一年。不管怎样,这次就不再写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对我们家也有些影响。我们全家回上海一趟。
住房
对住房有清晰的记忆。住的楼是苏联式单身宿舍改建的家属宿舍。我们家的是“一”字型楼,小区也有两栋“L”型楼,为115和117栋。住的楼在两端和中间有楼门,我们当时称为“楼洞”。三层东西向,我们家在中间的楼洞,楼门(成为门洞,因为只是开个洞,并没有门)朝东。每层有条长走廊(我们称为“楼道”),东面有4户,西面有5户。我们家就是西面中间那户,稍微有些偏地对着楼梯。我们这个楼洞,三层都从同一个门进。两侧的不同,南北面各有个门,只有一层。而东北和东南角,也有门洞,直接上二层和三层。
后来在小说上读到“筒子楼”,以为就是我们家这样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楼每户有厨房。估计是原设计的门厅,现在成了厨房。水电都有,还有煤气。
从结构的角度看,属于钢筋混凝土砖结构。柱子和楼板都是钢筋混凝土“dao”制,就是一体浇筑,区别于当时也用的预制板。红砖墙很厚,两砖,就是24厘米。这些都是小时候我父亲告诉我的,他是工业建筑钢结构的专家,但也知道些普通民用建筑的常识。我对建筑感兴趣,则是因为1975年的海城大地震。在《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75年》没有提到那场地震,后来又写了几篇博文,专门说这个事情《忆往昔之地震亲历记1,2,3》。
我们家是个套间。进门就是厨房。厨房没有外窗,但有南北有窗与两个房间相通,白天可以用自然光。北面是卫生间(只有个蹲便)和旁边的水池,水池旁有窗,通北面的房间。南面是个炉台,有两只煤气灶。中间有门,通南面的房间,就是所谓外屋,因为南面的房间有门通北面的房间,所谓里屋。也许是为了里屋的私密性,北面的厨房窗刷了绿色的油漆,只有打开才可以采光。外屋有西窗。有餐桌,全家吃饭用,还有大床。里屋也有西窗,有大床,还有柜子桌子之类,是晚上的卧室和白天的起居室。
有些家具是公家的与房子配套,包括两张铁床、一个三屉桌(放在厨房了)、一个方圆桌(平时是方桌,人多时四边板翻起来成了圆桌)、两把靠背椅、两个小圆凳。家里最初自己的家具,有张小的单腿方桌,配两把有弹簧垫的软椅。有个五斗橱,上面有面镜子。这些都是在上海购置,托运过去的。还有个现在看是鞋架,当时算是书架。
记忆中,小时候是母亲和我睡在里屋,父亲睡在外屋。后来可能是从上海回来,也可能是文革开始,母亲和我睡在外屋。直到地震以后,我自己睡在外屋。我自己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人陪着睡觉。推测是小时候有保姆,没有房间,因此没有从小养成独睡的习惯。
恐惧
当时我还小,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父亲也参加了组织,简称为“捍卫”,全称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大家称为“老捍”(听起来像“老汉”)。后来经“支左”军宣队认定,属于造*反派,因此是革命的力量。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起临时行政当局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时其实军管了。“捍卫”一直是少数派。多数派称为“大联合”,后来被定性为保皇派。“大联合”的全称我也不知道。
造*反派少,因此在军宣队进驻前都处于守势。守的据点是鞍钢的总部,大白楼。去参加守卫的称为“上楼”。父亲曾想过去上楼,但母亲坚决反对,说不会去给他送饭。“人生只有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随园诗话》卷二第四十七则)”既然没有饭吃,父亲也就没有上楼。现在很难设想,既然守楼,吃饭还要靠送。
没有上楼,或许更不安全,因为完全没有了保护。父亲躲了家里,不太敢出门。现在估计,或许他想多了。普通的造*反派,其实也没有人想把他怎么着。
父亲在家里韬光养晦。我不太理解真实的处境。在外面仍然大放厥词。模仿伟人的话,对幼儿园小朋友说,“你们说老捍是臭的,我说老捍是香的。”幼儿园老师听这个言论,问母亲的同事,母亲是否是老捍?同事告诉了母亲。从那以后,“不要瞎说”是父母永恒的叮咛。当然这个事情未必是67年,也许是68年。但不会很晚,后来确立了老捍的正统地位。这种言论只是对保皇分子的谴责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告诫,虽然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但说了也没有什么危险了。
在当时的恐惧中,父母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去南方探亲。反正那时也不用上班。
南遁
第一次上海之行,还有些零星的记忆。我们从水路走,先乘火车到大连,然后乘那轮船到上海。乘船的故事,已经回忆过,《忆往昔之首次乘海轮上海往返》。
去大连的旅途完全没有印象。母亲说,在车上我睡着了。她为我盖衣服等,旁边的乘客就问,“就一个孩子吧?”显然是不同寻常地周到照顾。母亲还说,在大连的旅馆有虱子还是跳蚤,她一直帮我看着。这个说法,让我有些心理阴影。很长时间,我都对住旅馆有种非理性恐惧。
到上海后,伯父为我们叫好了出租车。我记忆中,那是第一次乘了小轿车。又见了世面。上海已经很太平。主流的造反派叫“工总司”还是什么控制了局面。对立的派别只在守几座孤楼。攻守局面正好与鞍山相反,因此有些印象。
在上海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印象。只是记得天气很热。我头上长了什么东西,到医院去开了一刀割掉。
先是住在上海南市区老西门附件的伯父家,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我后来知道,这套房子是陈家的祖产,不过后来献给公家了,因此有人住进来。所谓献给公家,虽然是自愿,其实也是不得已。听长辈亲戚说,只有公家的房产处维修队,价格极高,私人修不起房子。只能献出。后来曾经想讨回,但没有成功,不是文革期间被强占的房产,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或许当时他们拖一拖,拖到文革,被强占了,后面还有机会要回来。上海的亲戚对此有所挂怀。97年以后了,我的表哥,小姑妈的大儿子,带我走过,还告诉我,这两栋楼,都是陈家的房产。
也去了朱泾的姨妈家。当时他们住在县委大院,是老式的平房,有大天窗。不知道是这次还是下次,我留下一句让亲戚们印象深刻的名言,“凡是梳小辫子的,都可以欺负。”这是大男子主义者小男孩直言不讳的宣言,也可以认为是尼采名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可不要忘了带上鞭子”的儿童版。具体的对象应该是小姨妈和表姐,我认为可以欺负她们一下。说话的场合我记不住了,推测是鼓励表哥,不用怕她们。表哥也有句名言,“今天超额了。”他们家吃饭,每天伙食费有定额。我们去,招待殷勤,自然就超额了。据母亲后来说,在亲戚家住,我们是付伙食费的。毕竟住的时间很长。
北归
到底在上海住多长时间也不记得了。似乎准备长时间住着。
一段时间(或许一、两个月,我记不准了),父亲单位打来电报。要父亲回去上班了。学生是“复课闹革命”,职工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些大词,其实与每个小人物的生活都可能有关联。举家回鞍山。船到大连,遇到武装民兵要客船的枪支,把我吓得够呛。具体见《忆往昔之首次乘海轮上海往返》。
这也表明,局面已经稳定下来。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驻,成立革委会 (革命工作领导委员会)。革委会下设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称为生产组。父亲毕竟是造*反派,虽然只是躲在家里吓得够呛,还是造反有功,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
因为杂事太多,父亲力不能支,居然得了失眠症。记得母亲从门诊部为父亲取了安眠药,是高高的矩形截面深色玻璃瓶装。后来父亲就不做副组长,继续当普通群众。文革结束时,清算造*反派,也没有他什么事情。无意中的急流勇退,也算是迷途知返。
总之,父亲在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实际上是躲到上海的逍遥派,最后的结果其实也是逍遥派,没有当官,也没有被清算。
照片
那次回上海,好像没有怎么出去玩。估计景点如豫园等,都还没有开放。另外正值盛夏,天气也热。有几张在家里的照片。拍摄日期是1967年8月22日。
第一张照片我显得不高兴。原因我还有记忆。手里拿的玩具是电动坦克,放两节五号电池,坦克能往前走,有履带,能过一定的障碍,上面的炮塔能左右转动,同时炮管口的灯一闪一闪,模拟开火射击。这是我最高级的玩具,价格是六元。但当时我不想拿这个电动坦克照相。我想拿把真刀拍照。那把刀是象牙柄的水果刀,德国进口。鞍山家里也有一把。父母坚决不同意。因此我很不开心。这有些像后来从金庸小说中读到的话,“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该句几次出现在颇有“文青”感伤情绪的中篇《白马啸西风》,而且还是最后一句。我女儿和我都熟悉并且喜欢。某种意义上,那不仅是“文青”矫情任性的宣泄,更是“非主流”的自供。当然,我很喜欢那个坦克,只是当时照相时候不想拿它。
小孩子不开心,很容易哄。下面这张照片,我爸爸和我都很高兴了。最后一张是全家三口的合影。我小时的照片也算不少,全家合影真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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