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遇到过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文章，最常见的是双第一和双通讯作者，也有超过2个的共同一作和共同通讯作者的情况。

于是有了抱怨声：这是投机取巧！有没有呢？恐怕是有的。在只看第一和通讯作者的情况下，有些“聪明人”采取了让第一和通讯作者“膨胀”的对策，应对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而不去管是否真的需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确有共同第一和通讯作者才能让参与者都满意的需要，也更真实地反映合作者各自贡献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多学科合作的论文而言。

针对上述抱怨，单位开始出台政策：绩效评价时，共同一作和共同通讯的论文，影响因子（IF）按除以共同作者的人数计算。举例说明，一篇IF=6的共同一作和/或共同通讯的论文，对某个人或某个组计算绩效时折算为IF=3。这和IF总和xxx的绩效计算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IF和量化考核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的“创造性贡献”。在创新性科研成果大量出现之前，中国在科研评价方面的创新倒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好了，不吐槽了，继续严肃地谈论这个话题。这种做法固然对恶意的“有效作者膨胀”现象能有所抑制，但与此同时对科研协作也具有抑制作用！这大有“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味道。从事药物研究，多学科协作频繁而且几乎是必不可少（高水准的药物研究一定是多学科协作的结果），因而上述政策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

个中原因听我道来：自己组里独立发一篇IF=3的难度，通常小于与他人合作发表一篇IF=6论文的难度（这仅仅是说在已有合作的情况下，专心做某个课题研究的情况，还不包括建立有效合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种努力在论文里是无法体现的）。我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的，而且该观点也获得了我在中国另一所高校合作者的认可。当然现实情况很复杂，可能有人会说未必都是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更普遍。于是，对于“理性科研人”而言，自己发表IF=3的论文，比与人合作发IF=6（甚至常常还到不了IF=6）的共同一作/通讯的论文更合算，因此怎么选择自不待言。

非合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常逊于合作研究，这点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否则跨学科合作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大家都固守在自己熟悉的某个越分越细的学科就OK了。上述政策在可能抑制“有效作者（也就是计入业绩的作者）膨胀”的同时，也会产生抑制合作的副作用。好在不少作者为了提高研究深度和发表高档次论文，不打算去那样精打细算（我和我的合作者都持类似观点。对方所在单位也有和我所在单位类似的政策）。

不过除了靠我们这种“老油条”（不会或者不容易被升职称和量化考核指标所要挟的资深科研人员）的“反潮流”行为，政策制定是否能更细致些，在打击“有效作者膨胀”的同时尽量不对大家合作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对于同一学科的双作者可以考虑采取除以作者人数的绩效统计方法，而对于不同学科的双作者就不要采取这样的做法了。尽管这样仍然会误伤一些人（即使是同一学科，解决困难问题时也需要和别人合作），但比上述根本不区分这些情况，见到共同作者就做除法还是要好一点--误伤的情况会少得多。

区分不同情况会给管理者带来不便的做法，但能给科研和科研人员带来益处。至于管理者是愿意细致和谨慎地对待科研评价，还是觉得简单粗暴的做法更好更省心，那就要看他们那么想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