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George Kukla

1972年 Kukla & Matthews给Nixon总统的信

   今天，全球变化气候变暖几乎成了宗教，不知成就了多少名利客的功名利禄。不久前，5月31日，全球变化研究最早的倡议者George Kukla在纽约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4岁。

   时间往回拨42个年头，回到1972年初。42位欧美气候学者在布朗大学围绕“当前的间冰期怎样以及何时结束”这一问题开展研讨。结果认为，冰期可能马上就来：未来数千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降温以及快速环境变化，比人类文明时期经历的任何一次波动都要剧烈；必须要在气候恶化之前充分认识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灾难。同年12月3日，Kukla和布朗大学教授Matthews以这次会议结论为蓝本，联名给美国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信，认为现有数据不足以预测冰期到来的时间和评估人类活动的影响，建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封信经国务院国际科技事务局转到布朗大学教授John Imbrie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Wallace Broecker手中评阅，——前者出席了布朗大学的研讨会，后者向研讨会投了摘要，还是最早使用global warming这个术语的人。在他们共同推动下，1974年8月，美国商务部成立气候变化委员会，推动气候变化研究。

   Kukla和Matthew还建议围绕以下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快速环境变化历史的详细重建，不同尺度气候的周期性，深海沉积黄土、冰芯及山岳冰川的过去气候变化记录，气候系统的计算机模拟，以及太阳活动、太阳磁场、地球磁场、火山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现在回头去看这些42年前拟就的建议，几乎就是历次IPCC气候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的大纲，——不得不叹服斯人大笔如椽目光如炬。

   写这封信的时候，Kukla还是哥伦比亚大学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的临时工，执行一项为期一年的交换项目。但是，Kukla在1971年到美国之前，凭借对东欧黄土沉积的研究早已在学界声名显赫。

   他1953年在布拉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数年里，他探过喀斯特洞穴，找过非金属矿床。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的兴趣逐渐集中到黄土研究上。在1961年开始发表的论文里，他描述了更新世黄土的土壤学特征、地球物理性质，划分了黄土地层。根据极其有限的腹足类化石和磁性地层数据，他像一位先知一样，将欧洲东部的河流沉积物与阿尔卑斯山冰碛、黄土(主要是捷克Brno附近的Červeny Kopec剖面)与深海沉积、Milankovitch轨道理论联系起来。1969年他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冰缘地带黄土和旧石器Periglazialzone Löss und Paläolithikum der Tschechoslowakei”一文，令人难以置信地确定了东欧黄土的年代以及与Milankovitch周期的联系。7年后，海洋沉积物才有了相似的工作，由Hays, Imbrie和Shackleton发表在Science上，——而这篇文章“Variations in the Earth's Orbit: Pacemaker of the Ice Ages”被认为是冰期成因的轨道理论从假说走向实证，由理论开始应用的革命之作。

   在Wallace Broecker的游说下，Kukla到美国之后积极寻找机会以期留在美国。1973年，他在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获得一个职位，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和生活在苏联阴影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相比，他在美国的言论变得大胆甚至激进。比如，他可以在文章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球轨道变化造就了冰期。证据很明白，其他解释都可以扔了。（We are certain now that changes in the Earth's orbital geometry caused the iceages. The evidence is so strong that other explanations must now be discarded or modified.）”

   最初数年里，他持续在Milankovitch理论上深入探索。从欧洲黄土沉积出发，他的视野逐渐扩展到海洋沉积，努力将温室气体浓度、地表反照率(积雪、植被)、ENSO、水汽循环和经验模型结合起来完善Milankovitch理论。到1980年代初，他已经成为Milankovitch理论的领袖人物。2004年，他获得欧洲地科联颁发的Milankovitch奖章。

   某种意义上，Kukla和匈牙利数学家Paul Erdős一样，都是世界公民。1980年代以来，他和刘东生、安芷生、刘秀铭、周卫健等多位学者在黄土研究中有深入合作，对中国黄土高原的地层划分、年代模式、季风演化等古气候基本问题都有重要贡献。正如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理事长丁仲礼院士在唁电中说的那样，“George was a great friend of China; the friendship has extended to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oess scientists. His early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helped China’s loess and Quaternary paleoclimate research merg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loess records as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long-term archives of the past climate. His scientific work and advice had stimulated and encouraged numerous Chinese colleagues in the study of loess. Indeed, many of the present leading players in the field of loess and Quaternary paleoclimatology in China have had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and benefited from George who had always been a close colleague and an inspiring mentor as well as a true friend.”

   1972年Kukla吹响了全球变化研究的号角，成为当年某一期TIME周刊封面故事的主角。在当时与会的42位气候学家中，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至今坚持“冰期即将来临”的学者。虽然接受当前的变暖有人类因素的影响，他仍然笃定地认为下个冰期将于5000年之后到来。

   INQUA下属的黄土委员会将今年9月在波兰召开黄土专题研讨会命名为Kukla LoessFest，以示后学对先贤的敬意。没想到堪堪错过了。

p.s., Kukla大学毕业后当过电车的临时售票员，在车上他结识了一位医学院女生Helena Kupka。他们1955年结婚，1974年共同署名发表过Science的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