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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记忆：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座谈会记录

已有 14577 次阅读 2017-8-5 07:17 |系统分类:博客资讯

原始记忆：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座谈会记录

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是载入共和国史册的日子。在这5天的时间里，文革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会同民意，首次提出否定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即建国以来至文革前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恢复被文革中断11年的高考。这些扭转乾坤的决定，使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拨乱反正，重回正确的轨道，也改变了千百万青年人的命运。我的父亲沈克琦有幸参加了这场座谈会，并做了详细的会议记录。父亲去世已二年了，不能再同我们共同回忆这段历史，但他留下的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材料，仍有助于还原当年的场景，感受那历史的瞬间。在纪念科教座谈会召开四十周年之际，在此展示一些原始记录的影像资料，以及海淀区政协机关工作人员陈芳十年前采访父亲写下的专访“历史转折的标志----沈克琦先生谈1977年科教座谈会”（1），以兹纪念。

首先作一点背景介绍。父亲文革前即担任北大物理系副系主任，负责物理系的教学与科研管理多年。由于提出了一系列保证与提高教学水平的建议，受到校领导重视，成为校党委成员，参与校内有关教学业务的管理工作。文革中作为“陆平黑帮”的成员被打倒。文革后期重新恢复副系主任（系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但运动一来总是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被批判。1977年7月，父亲接到了教育部要他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北京大学只有二人被邀请，周培源先生和父亲。为什么是他？父亲也不清楚，但推测可能与他5月参加北京市教工委召开的另一次讨论会有关。在那次会上，父亲对于“教育战线上的两个基本估计”开了炮，认为不符合事实，严重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外他也对当时高校的学生水平、培养状况存在的严重问题给予披露。也许座谈会的组织者希望参会的人就是他这样“敢说话的”科教工作者。

整理父亲的笔记，发现使用的笔记本居然是我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先代会”时获得的奖品。会议笔记足足有54页之多，大概所有人的发言，只要他认为有价值的都尽量记下来了。唯一遗憾的是，他自己的发言完全没有记录。后来他能够回忆起的是，他主要谈到“两个基本估计”的问题，还有文革招生制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重创，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学生甚至不够小学毕业水平，无论教师如何努力，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仍与大学相去甚远。能值得欣慰的是，座谈会中的精彩发言，如温元凯、査全性的发言，特别是邓小平的插话、发言等都作了记录。特别是邓小平在査全性的讲话之后抓住机会支持了恢复高考的建议，在会议结束的总结讲话中否定了“两个基本估计”，一举改写历史，迈出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第一步。这里附上相关的记录页，作为历史的见证。

这一历史性的座谈会，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其中也包括我。座谈会一结束我就得知即将恢复高考的信息，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我当时还是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的一名“回乡青年”，每天白天要下车间劳动，或下田割稻，但晚上的时间毕竟是我自己的。从8月9日至12月9日4个月的时间里，经过日以继夜、争分夺秒的复习与学习，我参加了12月10日-11日的高考，被北大录取，走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课堂。我的二个姐姐，一个在1978年通过高考也迈进大学校门，一个虽没有参加高考，但通过函授学习与考试，也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在我大学学习期间，有幸聆听了父亲亲自为我们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的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光学》课程，是我一生珍贵的记忆。这当然是后话了。

（资料整理：沈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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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刊登在《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2007年9月7日，B1,B4版，后被收入作者的文集《拜访京华名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第1-19页。

科教座谈会参加者合影。第三排左数第7人（深色衣服者）为父亲。

附录1

1977年8月的全国科教座谈会标志着历史的转折

（原载2007年9月7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

陈芳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年一度高校开学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先生常常漫步在校园中，看着入学新生活泼的身影，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喜悦和憧憬。沈先生清楚地知道，给一批批新生带来这种喜悦和憧憬的是一位伟人——邓小平。

30年前，沈先生参加了那次著名的会议——1977年8月的全国科教座谈会。至今他还一直珍藏着自己的会议记录本。在笔者不久前访问他时，他向笔者讲述了参加那次著名会议的经过。他说：“那次会议最大的功绩就是在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两个估计’，对否定‘两个凡是’（1）也是一次突破”。

在笔者几次采访期间，沈先生根据自己的笔记把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的插话全部整理出来，并将打印稿提供给笔者做参考。下面引用小平同志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沈先生的会议记录。

当时并不知道要开什么会

沈先生说，我那时是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常去教育部高教司办事，司长刘道玉同志认识我。８月初接到会议通知后，我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只知道去北京饭店报到。8月4日上午到人大会堂台湾厅开会时才知道，是小平同志召开的会议。当小平同志提到在中央分工时他自告奋勇来抓科教方面的工作，与会者都觉得深受鼓舞，感到拨乱反正有望。因为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使受到文革严重破坏的各项工作起死回生，这个事实是人所共知的。

据沈先生回忆，当时会议代表住在北京饭店老楼，由车接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我与清华大学的潘际銮同住一室。开会时拿到与会者名单，我看到上面有周培源先生的名字，但当时周老正在黄山参加一个基本粒子的学术会议。当天会议结束后，晚上我就赶回北大，向校领导汇报了第一天会议的主要内容，领导要我立即和黄山会议会务组联系，会务组说周老已经上山了（会议在山下宾馆开），并答应立即设法通知周老。那时电讯、交通都不方便，黄山市还不通飞机，必须到杭州或南京才能有航班回北京。8月7日周老终于赶回北京，参加了8月8日的闭幕会议，听了小平同志的总结，遗憾的是他未能有机会发言。

因为小平同志听力不好，会议期间邓楠一直坐在他身后。与会人士发言时，她准确地把发言要点在小平同志耳边复述。在开场讲话时，小平同志特别解释说：“我耳朵不好，带了一个‘耳朵’。”

会场上座椅与小茶几围成一圈，中间没有桌子。座谈会由方毅同志主持。他表示小平同志委托他在科学界、教育界找一些人，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希望与会人士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有顾虑。

与会者名单

座谈会名单标题只是《名单》二字，前4页都是所请专家的名字，上面内容为“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务、专业、单位”几项。第5页则为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名单，只有“姓名、单位”两项内容。33人里中共党员有26人，无党派人士8人，只有民盟马大猷先生一位党派成员。

1．科学院领导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吴明瑜

2．教育部领导刘西尧雍文涛李琦李琦涛刘道玉

3．中央政策研究室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

4．科学研究人员

姓名年龄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 16人

吴文俊（50）数学所研究员

马大猷（62）声学所研究员

郝柏林（44）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张文裕（67）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汪猷（67）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

钱人元（60）化学所研究员

童第周（75）动物所研究员

邹承鲁（54）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文裕（68）地质所研究员

叶笃正（61）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黄秉维（64）地理所研究员

王大珩（62）长春光机所研究员

严东生（59）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

王守武（58）半导体所研究员

许孔时（47）计算中心研究员

高庆狮（43）计算所助理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1人

金善宝（82）院长、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 1人

黄家驷（71）院长、研究员

5. 高等学校教师 17人

周培源（75）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教授

沈克琦（56）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何东昌（54）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潘际銮（50）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

苏步青（76）复旦大学数学所领导小组组长、教授

吴健中（49）上海交大八室革委会副主任、教师

杨石先（80）南开大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化学系教授

史绍熙（62）天津大学机械系教授

唐敖庆（62）吉林大学校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化学系教授

苗永宽（45）南京大学天体测量教研室主任

查全性（52）武汉大学化学系革委会副主任、副教授

程迺晋（54）西安交大动力二系革委会主任

沈其益（67）北京农业大学校核心组成员、教授

宗永生（50）中山医学院肿瘤所副所长、讲师

温元凯（31）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助教

6. 工作人员

教育部罗劲柏

中国科学院史凤歧郭曰方明廷华

“座谈会始发名单上专家是30人，黄家驷、张文裕、童第周先生都是后来加上的，一共33人，这里面老中青都有，能体现出当年常说的老中青三结合吧？”沈校长笑着说。

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科研教育

在接受采访时，沈先生小心翼翼地翻开他的记录本，笔者有些心急，想拿过来先睹为快。沈先生笑了：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开场白有一大段，我的笔记上就有一千多字，还是我看着记录说比较准确。

8月4日上午座谈会一开始，小平同志首先开宗明义地讲了一段开场白：“这次会议四、五十岁的人占多数，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跟各位打招呼了没有？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世纪只剩23年时间了，我说赶超，至少接近，某些方面能接近、赶上当时的水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我的想法是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小平同志认为好的大学生来自中学，好的中学生来自小学，恐怕有好多知识，至少算术、理化在中小学要打好基础。科研不从教育入手也不行，有的科研人员可以从生产单位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从大学来，特别是尖端的、理论方面的，所以要把大、中、小学搞好。

小平同志接着说：“科研怎么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么符合四个现代化和赶超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和具体措施都有些什么想法？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长篇大论。十年文革，四人帮的破坏很厉害，这是中国的一大灾难。科技，特别是教育，要把损失夺回来所花费的精力会更大。要从小学入手，五年初步见效，十年中等见效，十五年见大效。在中央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毅同志和我一块儿搞。具体事情是他主管这个口，我的任务就是放炮，助威风。”说到这儿，大家觉得会议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就是这个题目，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不但没有棍子，现在的“三个公司”都要丢掉（指制造棍子的钢铁公司、乱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事后给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小平同志这段话为座谈会营造了极好的气氛。

小平同志说：“先通知大家准备一下，接下来的会议请方毅同志主持，自由发表意见。凡有时间，我一定到。我不可能上、下午都到，至少记录我可以看到。”实际上为了解科教口这个“文革”重灾区的受灾程度和征求大家对今后怎么办的意见，从4日上午到8日上午，除了一个上午因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没有开会外，一共开了8次会，他自始至终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而且不时针对发言者提到的问题精辟地插话。在闭幕会上他就“对十七年的估计；调动积极性；体制、机构；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后勤工作和学风”等六个问题系统地发表了意见（详见邓选第二卷46－58页），对科教战线拨乱返正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否定“两个估计”

在笔者问到与会者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时，沈先生说：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17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两座压在教育界和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山。因此，在彻底否定17年教育工作和最高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压力下，根本无法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1977年5月我参加北京市教工委的座谈会，会上首先传达国务院科教组的指示：“要在肯定‘两个估计’的前提下进行总结”，结果会议当然毫无收获。那时四人帮虽然已经粉碎，但余毒犹存，学校的教学工作极不正常，大学工农兵学员有的只有小学水平，让教师工作十分费力，还边劳动边学习，经常下工厂农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许多问题深感困惑。这就是当时面临的形势。

很多人发言中讲到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在插话和8日总结讲话时明确地表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该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作了贡献，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至于世界观改造，小平同志说：“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

小平同志一直在关心教育和科技发展这件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首要大事。他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笔者问及小平同志是否在会上特别提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时，沈先生说：“是的，小平同志在会上反复表达了这个观点，下面就是几个具体的例子。”

让童老扫地真是糟蹋“圣人”

在开场白中小平同志说：“今天请来的人基本都是科研方面的，教育方面的也都是搞科研的。科学就要老老实实的。”说到这里，他环顾四周，问了一句：“童老（第周）有没有来？”他说：“文革中童老在扫地，他扫地都是科学态度，真认真。让他扫地真是糟蹋圣人。”（注：原来下发的参会者名单中没有童老先生，８月4日会后就把童老请来了。）

苏步青教授的“十八罗汉”

沈先生清楚地记得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苏老刚一开口，小平同志抬起头微笑着和苏老对视了一下：“见过，见过，记不得了，闻名久矣。”苏步青先生很感慨地说：“真有说不完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没有准备……”小平同志当即鼓励：“有意见，想到一点就说一点。”苏步青介绍了复旦大学数学所在文革中受到的严重破坏，他反映微分几何原有一批业务尖子，号称“十八罗汉”，已全部星散。小平同志问：“还在国内吗？找回来了吗？”苏先生表示现在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回来了。有的还改了行……小平同志又一次插话：“现在把他们都请回来！”

大学生“回炉”

当苏老谈到人才断档十分严重时，小平同志说，他有一个设想，把1964至1966级（约八、九十万人）读了两、三年大学的人拿来回炉，因为他们基础比较好。此时黄家驷先生插话说，医学院曾经收了一批学生回炉，效果比较好。这些人一讲就懂，钻研精神强。后来各大学都执行了这个政策，北大63、64、65年入校的学生在自愿前提下都回校补课。这样大批优秀青年完成学业，有效地缓解了人才断档的困难。

“脑力劳动者还是劳动者嘛！”

8月6日上午，上海交大吴健中发言谈到对17年教育路线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插言：“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是一样的结论。毛主席讲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做了贡献，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有进步的嘛！重要指导思想是以毛主席未收的党中央的，有修正主义的东西，但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体系。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还是劳动者嘛！现在科研人员待遇低，辛苦得很，把人家搞得灰溜溜的，怎么行？”小平同志说到这里，与会人士觉得会议气氛更轻松一些了，有人笑了，一直在认真记录小平同志讲话要点的沈先生却有些感动。

“黄昆现在怎么样?”

在8月4日第一次会上小平同志就问：“黄昆现在怎么样?”8月5日沈先生发言谈高校的教改工作，邓楠刚介绍完身份，小平同志就说，邓楠是你们的学生啊。接着又问：黄昆先生现在怎么样？”当他得知黄昆当时还在北大电子仪器厂（注：位于北大昌平分校，又称“200号”）的半导体物理专业边教学边在车间劳动时就说：“他批判了我，是我害了他。我现在还主张他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同时在北大兼教授，教课。这件事还需要中央通过，国务院批准，但我就是这个意见。”

听到这番话，在场的知情者都由衷地钦佩小平同志的博大胸襟。

谈到黄昆，沈先生还给笔者讲了一段故事。黄昆先生，1919年生人，是国际知名的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留英博士，也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50年代初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是该学科的经典著作。他的研究成果中有四项被冠名，即“黄散射”、“黄方程”、“黄－里斯理论”和“黄－朱模型“。1951年回国后，任教北大，曾任物理系副主任。文革中受到批判。1970年北大恢复招生时，除各系招生外，实行厂办专业。北大电子仪器厂下设半导体专业，黄昆即从物理系调入该厂。小平同志在1975年搞整顿时，曾提出黄昆应该调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当所长，因“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实现。后来批邓时，有人强迫黄昆批邓，黄在无奈之下只好写了一篇稿子交差，但因为他上纲上线不够，被认为不合格。后来“四人帮”干脆找“梁效”班子成员写了一篇。他们写完了让黄昆审看，黄拒绝。但在当时校领导（工、军宣队）的要求下，黄昆被迫在批判会上念稿。打倒“四人帮”后，黄昆一直沉默，从来不说这篇文章非他所做，但大家都明瞭个中底细。

这次小平同志讲话后，中科院和北大校方行动迅速，很快就办完了调动手续。黄昆到半导所任所长去了。他到了新岗位后，除抓全所工作外，还直接投入科研第一线，并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在电子态和声子模等领域内做出了国内领先的工作。黄昆先生当所长一直到1983年，后任名誉所长。1978年起连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2001年，黄昆和王选一起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提高教育质量

当笔者问到小平同志在会上是否特别强调质量问题时，沈先生说，小平同志目标是“四化”和“赶超”，自然特别强调教育质量和科研质量，他在座谈会中一直关心教材和师资问题。很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教育不能搞平均主义，要办重点学校，提高教育质量。他在插话中提到的有：

“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8月5日南开大学杨石先就高校科研工作发言后，他又说“教材肯定要加深，国家应把买来的外国教材吸收进我们的教材。数学，部分大学的内容要下放到中学，部分中学的内容要下放到小学。中学教师水平不够怎么解决？要做点准备，越快越好，坚决把年老的中学教师请回来办进修班。好的主讲老师不只在本校讲，还可以录音，搞电化教育，电视教育能搞起来更好。电教首先要保证重点学校使用。”

“大学要加强理论工作，中学要加强教材的深度，各个专业情况不同，要研究一下。”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抓重点，先把重点学校的质量搞上去。他说：“先搞重点。要有重点大学，中学要有一批重点中学，要有更多的重点小学，要两条腿走路。是重点的，课程就要深一些。”“也招收工农兵，少一些，一两个班，有个比较。这样解决师资问题比较容易些，普遍解决比较难。”

“重点大学必须直接从高中招生，劳动放在中小学完成。重点大学应比过去稍多一些，不能只是现有的几个重点大学，全国要选一些学校办成重点大学，不然将来科研人员太少。”“也许到一定时间取消重点这两个字，那是件大事，现在还要重点!”小平同志在5日插话中还强调“总之，学生还要考试，我赞成这个意见。四人帮树假典型----张铁生，还有个中学生----黄帅。”“对教师，第一是政治上是光荣的。当教师是很重的劳动，物质上也要注意级别、待遇都应考虑进去，调动积极性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要恢复起来。总之，要调动积极性。”

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当说到座谈会上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一事时沈先生特别兴奋，认为这是关系到高等教育质量、国家发展前途和千百万青年前途的大事。他说：会议中高校教师（包括清华何东昌同志和我）都对高校新生质量极为不满。有的新生不到初中毕业水平，甚至不到小学毕业水平。小平同志插话说：“那就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啦。”沈先生指出：当时大学教育无法正常进行，这是招生制度所决定的。因为当时明确规定大学招生对象只要求初中文化水平，招生办法又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根本不考试，水平又怎能保证呢？

会议期间，多位同志的发言涉及招生制度问题。8月5日上午邹承鲁先生曾提到招生的16字办法，说：“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是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8月6日上午，上海交大的吴健中先生在发言时也提到：“高校应该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当天下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先生就招生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发言。他谈到1958年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时要武大搞半工半读，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武大是重点大学，搞不搞半工半读？小平同志回答说“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两者要求不同。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另一条腿，性质可以和上海机床厂一样。任务各不相同，重点院校应以基础为主，真正打造出比较精比较高级的人才。教育部只要抓住重点，其它的可以放开手让大家去搞。”

查先生接着指出当时招生推荐制度的严重弊端及后果，希望做出根本的改变。沈先生认为讲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与“七二一指示”（2）及最高指示“现在考试的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要允许交头接耳，抄一遍也好”都是矛盾的，而且当时奉行“两个凡是”的政策。查全性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他的改革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查先生发言过程中，小平同志插话，问刘西尧同志：“现在的招生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刘回答说，不久前在太原召开的招生会议上决定，按过去的办法办。报告已报到国务院，还没有批。小平同志又问，“是否还来得及改？”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既然还没有批，就来得及改。刘说，如果要改，今年就不能如期招生了。这时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说，即使招生推迟几个月，也要改。小平同志最后拍板说：“今年还有机会，要坚决改。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这涉及到几百万人。但要有些措施，不能（使社会）发生波动，重要的是要招到能学的人。特别是全国重点学校统一招生，每人可填3个志愿。把你（指温元凯插话中说的16个字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一改，第二句话有问题，“单位同意”这句话要去掉。脾气坏一点，得罪了领导，他就不同意。要下决心，完全符合不可能，要尽可能好一些”。他在总结讲话时又说“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当笔者提问是否座谈会后招生改革又出现了一些阻力时，沈先生不仅简单叙述有关情况，而且当即翻开《邓小平文选》，找到小平同志在听取新的招生工作会议汇报时说的话：“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招生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查先生在会上谈了他的担心，建议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上山下乡光荣，上大学为革命做贡献也光荣，不是个人主义往上爬，现在的一些青年学生不一定能够划清这个界限。此时小平同志插话说：“他们主要是想上大学，现在想上大学的人多，主要问题是文化不合格。上大学一定要经过考试，进科研机构也要经过考核。”

当年10月，国务院就批准了教育部关于恢复统一招生的制度，这既是高校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由于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人才断档的重要措施。

其他问题

笔者问到会上还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时，沈先生说，还涉及不少重要问题，具体可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我印象很深的有：

恢复国家科委

大家认为聂荣臻同志在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制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统一规划，对促进科技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现在国务院科教组机构太小，要协调各个系统，解决跨行项目，根本管不过来，应该恢复国家科委。8月7日上午小平同志插话时说：“日本的1960－1970年的规划，是岸信介、茅诚司等80多人搞的，这证明他们很重视。他们搞统一规划，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搞。搞科委，还是采取别的形式，可以考虑。总之要搞统一规划。”“这个问题，中央研究过，决定国务院科教组不变。”8月8日总结讲话时又说“你们提出的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什么时机合适？怎样组成？是否把军队方面也统一管起来？这些问题要经过中央，国务院研究，暂时不作结论”。

据了解，会后不久，恢复国家科委的决定即经华国锋主席批示同意，确实是组织机构上的一大成果。沈先生感慨地说，小平同志的组织纪律性强，中央集体讨论决定过的事情他不轻易否定。

关于科研工作

关于科研工作，小平同志讲了很多，例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速度快一点解决这个问题，可集中兵力打个歼灭战。”

“把外国情报搞来，还得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再提高。一学二用三改四创，人类的成果为何不利用？”

“科研要走在前面，大中型工厂、甚至小型工厂都应有专门科研机构。”

“科研要允许十年、二十年没有成果，要允许报废，哪能样样有成果？要允许失败。失败怕什么？现在是科研成果太少，要允许他想，允许他研究。创新嘛！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创新。”

“科学，科学就不要搞假嘛！”

8月6日上午吴健中先生发言后，小平同志插话说“1975年批我三套马车，一个党委书记，热心科学和教育，外行或半外行，能找到内行更好；一个研究所所长，是能组织领导科研任务的内行，一个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后勤部长。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长应该兼后勤部长。资料没有怎么搞科研？吃喝住房是一方面的，更大的是科研条件”。8月7日上午严东生、汪遒、叶笃正等发言后，他又插话说：“先定三个人，所长主持科研，党委书记，一个行政副所长管后勤。三驾马车，心比较齐，合得来，不要整天吵架。”

“科学研究要尊重他自己的兴趣，他肯于钻研的，来得快一些，这也是快的方法。要回归本行，用非所学不好，已改了行的，如还有希望找回来，这是个好意见。”

“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应该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生产部分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

一点补充

会议期间每天都有简报。8月6日晚上，座谈会还专门传达了小平同志在7月29日和8月1日与少数领导同志谈话的要点。他还是强调，要进口一批自然科学方面的外国教材；要办重点学校；选十至二十所中学，五十所小学；要培养研究生，多选送一些出国留学。在国外的学者，愿意回来的请回来，杨振宁、李政道可以来讲学。小平同志特别说要敢讲，敢大胆设想，独立思考。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8月8日座谈会总结讲话时，他又谈到保证科研时间。说：“陈景润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本人来说，对政治毫无兴趣，科研成果出来了，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有人六天六夜，七天七夜搞，一头钻到里头，为什么不可以？做领导的，要经常给他谈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予帮助，比如一块儿吃饭、闲谈，要注意他政治上的进步。总之，一头钻进去，埋头苦干，应该鼓励。”小平同志还提到“黄老（黄家驷）提的两万平米的实验室、动物房做了宿舍的事，卫生部应该解决。”这些话邓选上没有收录。

结束语

沈先生最后说：看得出来，小平同志在召开这次座谈会之前心中是有一盘大棋的。但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有了新的想法，并做出一些重大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首这30年的发展，现在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了。沈先生用手轻轻抚摸着摊开的笔记本说：虽然这里面记录的只是改革开放前夕的一个历史片断，但它昭示着中华民族将从此腾飞。笔者听到这句话，马上拿起了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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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2）指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注意阿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附录2

1977年8月全国科教座谈会沈克琦记录手稿的部分影印件

笔记本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