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是当今时代不可忽视的一大严重问题，传统科学观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可以看做导致这种分裂对立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及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将科学视为理性的化身，将科学与“客观”、“真理”划等号，因而使科学取得了特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由此傲视和否定其余一切文化。。

传统的观念总是把科学视为理性的事业，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立还是其证明检验，都是在归纳、演绎、观察和实验等方法下进行的，都是理性的。对这种传统观念的挑战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波普尔那里，科学理论的发现和创立则变为要靠灵感、直觉等非理性手段去猜测而得到。但是，除了科学理论只可证伪而不可证实外，其检验和竞争仍然被认为是理性的。在此之后，库恩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在他看来，科学理论，无论是其发现、创立还是检验、竞争，都是非理性的，因为科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并非一种认识，而只是一种信念，一种科学家等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范式”。

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费耶阿本德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库恩的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想，明确提出科学不可能排除非理性，科学的胜利常常有赖于非理性手段和非理性方法。他指责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原则，及其要使科学更“理性”、更准确的企图，指出这些原则和企图必定会使科学出丑，会使科学发展受到阻碍。因为科学史表明，科学方法论、理性的规律往往比想象的更无齐一性、更混乱、更具“机会主义”色彩。如果企求某种对科学研究普遍永恒有效的方法论必定会落空，原因是其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只会用“科学界内部的争论”的说辞，来掩饰这样的窘境。

现实中，科学确实处于无以伦比的优势地位。但是，费氏认为，科学若要对其优越性的获取提供合法性证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中医学等虽属于非西方科学传统，但仍然有着不少惊人的成就，这就无法证明。此其一；其二，“没有哪一个科学观念不是从别的地方偷来的”，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 如此也就无法证明“科学的成果是自主的，它们没有受益于任何非科学的力量”。既然这两个问题必须证明， 但科学又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那么，科学从其成果上看也是没有任何独特的优越性的。因此，费氏给出了如下结论：“科学并没有由于它的方法而胜过别的东西，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方法；科学也没有由于它的成就而胜过别的东西；我们知道科学的成果，但我们却不知道其他传统是否不能做得更好。”

科学的权威有赖于科学方法，及人们对科学方法的信念，决定了科学权威的树立。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可以制订一种研究和推理程序，以保证科学的可靠性，可以制订一套科学方法，以促进科学知识的形成与发展。17世纪时，培根、笛卡尔等就致力于归结出某种“通用科学方法”，并主张将之做为科学发现和创造的工具，这些方法确实曾经被认为是科学进步的可靠和有力手段。然而，这一信念的真实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波普尔就认为，真正的科学始于问题，科学家正是针对问题而提出种种大胆的猜想或理论，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再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猜测与反驳”，其根本方法是“试错法”，具有大胆猜测的非教条假设的特征。科学通过“试错法”、通过猜测和反驳而进步。

正确的认识科学不仅对人文和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是正面和积极的，传统的科学观已经过时了，所谓科学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理论依据是很可疑的，为什么一些学者还是意识不到呢？很多人都看不上中国的传统，认为那是裹脚布，这些被西方学者批判的传统比裹脚布能强多少呢？西方人迷信西方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怎么中国人也跟着凑这个热闹？我有点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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