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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国际环境促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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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夷山
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不仅有外包（Outsourcing），还有众包（Crowd-sourcing）。如果简单对比一下，外包是“我不干的事，请你干” ；众包是“我出题，你来干” ；那么，协同创新便是“大难题，我们一起干” 。
在这样的环境下，国际科技合作愈来愈紧密，这肯定是大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我国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科技合作的氛围也与过去不同。不过，事在人为，即使现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国际科技关系不处于“蜜月” 阶段，但只要善于经营，相对平淡的关系中也能透出精彩。下面简单谈谈我在“国际合作”与“协同创新”这个题目下的几点认识。
首先，协同创新，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上。大家已经讨论的国家科技计划之间的协同、地区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国际间的协同，都是宏观或中观层次上的。其实，在微观层次上也发生协同创新。
如何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良好的国际合作一定以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友谊为基础。不管项目规模有多大，项目层次有多高，如果缺乏领衔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友谊，则科技合作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就要考虑，目前的管理制度，目前的一些习惯做法，是有利于各国科学家之间加强友谊和信任，还是相反？ 有的时候，不是有本事的人不想回国，不愿意合作，是我们死板、可怕的规定打击了人家的合作积极性。
另外一点，不同文化、不同体制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国际合作中，除了领衔科学家自身的努力、领衔科学家所在单位给以充分支持与配合外，我们还特别需要有一批专职的国际合作项目协调员。这样的协调员，需要具备良好的外语功底，需要对相关学科前沿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还需要具备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服务精神，等等，是很难得的特殊人才。
政府为深化国际合作提供支持
不能“张三发烧，让李四吃药”。确实存在着个别人借出国机会公费旅游的现象。但是，为了杜绝这种行为，就来个一刀切的规定：“每人每年出国次数一般不超过一次” ，就会对国际合作事业带来很大损害。不改变这样的死板规定，我们的国际合作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政府官员要改变认识，要意识到：争取话语权要比争取国际项目经费重要得多。我觉得，我们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指导思想与合作意图应该与过去不一样，具体说来要实现三个转变。
首先，在经费上，由索取型变为捐赠型。过去，我们主要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经费支持等各种实惠，这并没有错。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不应是主要的任务。如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与我们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称的声音，在重要领域能参与议事日程的制定，能有话语权，则更为重要。
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活动，能够寻求到其他效益。另外，国际显示度的提高还会带来其他机会。例如，由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参与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及其他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国际显示度较高，欧盟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曾多次主动邀请我所与他们共同申请欧盟的项目，有些申请也获得了成功。
其次，在立场上，由响应型变为主导型。以我本人经常参加的UNESCO会议为例。过去，大到UNESCO大会，小到像全民信息计划（IFAP）会议这样的UNESCO下属组织的会议，其议事日程和有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人确定或起草的。等我们发现某些提法不合适，再与之交涉，往往为时已晚。
过去，我们曾鄙夷地称一些印度人为“会议油子”。现在看来，中国的“会议油子”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这么被动。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善于在国际组织舞台上为中国谋利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利益的专业人才。他们要努力参与会议的议事日程的制定和文件的起草，也就是说，将工作重心前移，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国家要加强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像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协调员一样，他们是很稀缺的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大学、科研院所的绩效考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因为这些专家在国际上的杰出表现，并不一定能为中国、为本单位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眼前的实惠，而在目前的考评体系中，不能带来实惠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值钱，不算数。
第三，在做法上，由随机应变型变为有备无患型。在国内很多单位，国际会议和国际计划的有关活动并不是日常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活动的专家如果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仓促决策或表态也许会危及国家利益。理想的情况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应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事先充分研究各类议案，设想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立场，拟定中国拟采取的上中下三策，并为每一种立场准备好可信的论据。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单位必须留有单独且充分的国际合作经费。到目前为止，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设立“国际科技合作”的专门科目，这势必造成基层单位对国际合作的经费支持也不太可能到位。而没有经费保障，由随机应变向有备无患的转变是难以实现的。
利用“明星”效应
政府对科技合作活动的支持，除了针对项目的传统支持方式外，还应该考虑针对“国际合作明星”个人的支持。要想使我们的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有声有色，就可以遴选、物色一些国际科技合作明星，根据其提出的具体需求来花钱，也许是资助其出国开会，也许是资助其先期启动一个合作项目，也许是资助其从海外吸引一些合作项目所急需的关键人才，等等。敢于尝试一下这样花钱，我们的国际科技合作就有望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政府要针对协同创新的难点做文章。在各类协同创新中，我个人觉得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最重要，因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可是，我国无论是产学研结合，还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包括协同创新），都是老大难的问题。不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去想办法，而只是忙着搞省部合作、院地合作等，可能最终都是瞎忙活。■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3年第09期 教育)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85876-731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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