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后，在国际气候变化相关新闻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最近又登上了这类栏目的头条。按照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估算，中国已经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能源消费最多的国家，自然，中国也就成为主要因为使用化石能源而造成的碳排放第一大国。

 

IEA的报告被广泛报道后，国家能源局相关官员立刻做出反应，对相关统计数字的可信度提出质疑。

 

其实否认中国是世界碳排放第一的国家并没有太大意义。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造成的化石能源消耗迅速增加，即便今天中国还排在美国后面，明年或者后年就可能把美国甩开，因为后者的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能源消耗增长率与中国相比要低很多。

 

问题在于，即便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考虑到中美人口之间的差距，中国的人均排放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当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桌上，仅仅通过强调中国人均排放低来抗衡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减排，现在显得已经不太硬气。这是因为一来中国的总量增长确实很快；二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流话语是设定了一个临界限——也就是气温上升2℃和与之对应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要达到450ppm的二氧化碳当量。超过这个上限，地球生态系统就可能发生灾难性变化，而为了确保这个上限，发达国家已经确定了全球到2050年比1990年水平减排一半，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实质性地减下来。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局面就变成了“中国先别考虑与发达国家人均排放持平了，先要考虑全球排放总量不要超标到让地球生态系统出事”这种道德立场。

 

针对这个立场，中国一些科学界和气候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反对的声音。其中，本期《科学新闻》专访的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提出，2℃升温作为临界值的科学依据不足；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相当于450ppm的二氧化碳当量与2℃升温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

 

然而必须承认，不论中国科学家的声音是否最终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它们在目前国际碳排放话语体系下，仍然很难占据主流。尽管质疑IPCC的声音很多，但是想修正其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科学基础也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坚持争取人均排放上的公平从而获得尽可能大的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则需要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下大功夫，同时，也需要对本国经济增长中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衡量，看看哪些属于我们本来就应该增加的，而哪些尽管目前属于发达国家已经在“享受”的碳排放，但中国却并非一定要扯平的。

 

对于科技界而言，加快低碳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不可否认，尽管中国在低碳技术的一些研发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产学研脱节的痼疾让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迟迟难以开展。我们的未来之路，仍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