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我任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期间发生的事。有一天我接到北京林业大学一植物学教授的电话,说北京电视台找她,说是一郊区农民在二锅头酒里泡了几年的人参在酒瓶里不仅发芽长出了新叶,而且还开了花,电视台请她给以科学解释。她说她搞不明白,推荐电视台找我,问我可能是怎么回事。我问她看过没有,他说她看到了,确实人参上面有新叶也有花蕊。当时电视台记者就接过电话让我给以科学解释,我说我要亲自看看才能说出可能是怎么回事,记者一心想让我在电话上给予解释,我就坚持没看到无法推测。于是记者答应另找时间找我,我也同意了。
第二天,我正与老伴在商场买东西,突然接到北京电视台记者的电话,问我能不能马上到他们电视台去接受采访,我说我当时没时间,又问我能不能到我家采访,我说我正在商场陪老伴买东西回不了家,能不能改天再采访。他又问我在哪个商场,我告诉他后他就提出他们现在就到商场采访,我只好同意了。不久他们就到了商场在一楼找了个店面开始采访。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老妇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抱着一个大的泡酒的玻璃罐子,放到桌上后我就仔细观察,从远处看确实像是酒中的人参长出了新枝和叶,也像是有花蕊。但近处一看所谓的花蕊只是一种百合科植物的果实,我知道人参是五加科植物。但我没有动声色,争得所有者同意后将酒罐子打开,我还没发现接口,我就问那老妇人我能不能拿出来看看,他表示可以,我就请售货员找来一双一次性筷子,我用筷子轻轻一提,人参上面的绿色茎叶和果实就与人参分开了,下面是一切得很平的茬,中间还有一个洞,再看人参上面还插着一根牙签。记者拍下了全过程,并将洞和牙签放大拍了特写镜头。他们问我怎么发现是造假的,我告诉他们,人参是五加科植物,上面是百合科植物(具体什么植物我鉴定不出来),而且她们说的花蕊根本不是花蕊而是百合科的果实。第二点我们知道二锅头酒的酒精浓度是60°,我们用于消毒的酒精是70°,植物在这里面存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屋里光那么弱,即使有植物发芽也不可能长那么绿那么壮。当天晚上记者就又打电话给我,说既然是假的,电视台是不是就不播了,我也同意了。但当我到院里与几个老朋友一起散步时说到此事,他们说现在造假的太多,应该播出揭露他们,免得老百姓上当,而且有人说以前在一个电视台播出过类似报道,说酒里的人参发了芽,我也记起有此事。我当即回家又给那记者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我们的意见,他们也同意了。我把此事也告诉了林业大学那位教授,她说她觉得既然是电视台来找的,他们应该仔细看过,根本就没想到会造假,但用植物学知识又解释不通,所以才推荐电视台找我。
电视台没告诉我什么时候播出,我也没问,所以播出时我也没看到。但有一天我到学校后好多人告诉我,他们前一天晚上看到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揭露造假的报道。他们告诉我,主持人说我不愧是专家,造假者做得像真的一样也没有骗过我的眼睛。还有人说林大那位教授怎么那么差劲,这样的假也看不出来。我告诉他们,林大那位教授是教形态学的对分类不熟悉,另外她也太信任电视台,根本没往造假上想。我也不是什么慧眼,只是我接触社会多一些,见的造假多一些。另外虽然我也不是搞植物分类的,但一直对分类有兴趣,而且带学生的植物学野外实习十几年,对一些主要大科的特征熟悉,又多次见过人参的植株和花,不然的话我也可能上当。另外我坚信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一直坚持要亲自观察,绝不根据别人的口头描述做推测(这却是记者希望我干的)。我相信据我的植物学知识,在这个层次上我可以鉴别。但离开我的专业范围可就不敢说了。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因为当了教授,特别因某些原因成了全国有名的,甚至是全世界有名的教授或成了院士,或获得了什么大奖后就什么都知道了,他所熟悉的也就是他搞研究的那个很小的范围。所谓知识面宽,也就是除了自己研究的范围外对相关领域也知道点,而不可能比人家搞这个专业的还懂得多,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自己对生物学较熟悉,对植物学更熟悉,对植物解剖学最熟悉,对植物的形成层就尤其熟悉。就是科学院院士、原北大校长许智宏的研究生要研究生长素运输抑制剂对形态发生的影响也要到我实验室请我帮忙,就是中科院院士、原基金委生物学部主任洪德源也要找我讨论植物形态发生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就比他们强,而是在植物形态学范围内我比他们强。同样许智宏在植物生理学上,特别是在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上就比我强得多,洪德源先生在植物分类上就比我强得多,遇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就要向他们请教。这就叫实事求是。
关于打假,特别是打科学问题的假一定要实事求是,用证据说服人,决不能用大帽子压人。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要轻易说人家造假,尤其是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更不能轻易说人家造假,就是自己熟悉的领域,你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现在人们没有认识的事物多的是,我相信我们认识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不认识的才是绝大多是,不能什么事情都仅凭现有的知识去判断真假。比如懂点生物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的酶在温度超过40℃时就要失活,只有少数原核生物能在100℃的水中生存,如果有人说在116℃的水中有的螃蟹还活着,人们肯定说这人在说疯话。可是本世纪初就在我国宝岛台湾宜兰县龟山岛的海域中发现了生活在116℃富含硫磺的温泉水中的怪方蟹(http://163.17.210.4/plog/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472&blogId=28)。大家都知道,人要脸树要皮的俗语,植物学常识告诉我们,因为树皮中的韧皮部是运送有机营养物质的,如果环状剥皮后树木会因根部饥饿而死。所以当初我听说杜仲剥皮后能再生新皮时也不信,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就得相信。而且这也说明原来的植物学理论不全面,需要修正。我们研究其机理30多年,仍需继续研究。如果当初我不到现场看,仅凭我们的植物学知识就说人家瞎说,是伪科学,甚至批判,我相信植物学界的大多数人会支持我,连老百姓也会支持我。但那将成为一个冤案,将给中药界造成重大损失,也将使杜仲资源一直缺乏下去,植物学理论也失去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量个体经济发展初期就像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商品造假成风,开始时连鸡蛋都有假的。在学术界、教育界也因经济利益与职称挂钩,职称又直接与学历及发表论文挂钩,论文又以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论高低,这方面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剽窃和数据造假和学历造假。这也是一种学术界的腐败,引起人们的公愤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相应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管理义务的情况下,出现个人打假而受到群众的赞赏和追捧也合情合理,就像当年王海在商场打假一样。但是当一个人以打假为职业时,特别是当他的打假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对其他的危害人民大众的事却极力推崇时,我们就要对他的打假问几个问题。他的知识足以识别那些假吗?他靠什么吃饭?也就是它的经济来源如何,足够他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吗?是否在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否则我们就会受骗上当。
另外,好多假之所以蒙蔽了那么多人,一些媒体的推波助燃是不能小视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华南虎事件,如果不是媒体不先了解情况就大肆宣传报道,最后会有那个结果吗?在酒中人参生长事件中,如果不是我坚持亲自看,仅按媒体的要求作出推测,我不也与他们一起成了造假的帮凶!就是这样,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我揭露造假后的不久,北京晚报上还又发了一个酒里人参发芽开花的报道,我给他们发了几次电邮也没人理我。因为这种假不像华南虎事件那么引人注意,不然的话也成了大事件。再如,像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如果前面媒体不对他大吹大擂地报道,他会成为名人吗?最后结果也证明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只是获得学位的学校有假,而且出版社也承认唐骏让他们改他们不改,这里我宁肯相信这是真的,媒体死不认错改错是常见的(见《说“陈章良在恐龙蛋DNA研究中造假”是误传》)。出了问题媒体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合理吗?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应深思一下,这些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假,只有找到根才能从根上治理,否则就会假越打越多,打假的人就在造假,我们还在盲目地追捧,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