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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理当合法合规地“富”起来 精选

已有 6816 次阅读 2016-11-16 08:31 |个人分类:教育视界|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知识分子 兼职 收入提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一时间,“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的消息倍受社会关注和热议。

对这份文件的出台,有小部分人持着“科研人员的战场是实验室,教师的战场是课堂,切勿让两个圣神的职业沾染了铜臭”的观点,给科研人员和教师兼职兼薪贴上了负面道德标签;当然,较多的网友给出了较为正面的态度,认为这份文件的出台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能促进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人才和创造的良好氛围。

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为何能赢得较多支持?这与当前这类人员的处境有极大关系。

一方面,他们享受过多年高等教育,大多为硕士以上学历,属于高端知识人群,受教育的总成本较高,且从事的工作多为脑力劳动。但多年来,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高校教师,整体上都面临着基本收入偏低的尴尬,尤其是“青椒们”,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只有熬到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其基本收入才算过得去;而且当前政策规定,这类人群做科研项目不允许给自己发劳务费,导致他们的很多隐性劳动没有获得报酬。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待遇总体偏低,获得感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相较于这类人群所受的教育年限和所从事工作的性质而言,显得并不匹配。如果这种现象不加扭转,将影响到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影响人们对教育的追求,也难以确保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教师行业,进行知识的传承、创造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引领,更不利于创新型社会的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为缓解各种压力,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都在从事兼职提高收入,如兼职授课、学术兼职、科技成果转化、担任企业职务、创业等,也就是说,这类人群兼职兼薪已经较为常见,甚至越是知名的教授或科研人员,越可能借助自己的学术资本,通过兼职获取各种利益;从收入来源来看,有些高校教师已经是“兼职成主业教书成副业”,早在2006年,就有个别教师因兼职年薪达百万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焦点;2016年9月,麦可思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50.2%的本科青年教师和56.8%的高职高专青年教师有为增加个人收入而兼职的经历”。

因而,这份文件的出台,正为缓解这种状况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为这种做法,既可以为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提供兼职获得报酬,进而“致富”这条路,还让那些已经从事各类兼职的人员没有了后顾之忧。

要知道,在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从事兼职工作并不得到提倡甚至被禁止。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明令禁止这类人员兼职,另一种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模糊态度,后者相对较为普遍;当然,对于高端人才的兼职兼薪行为,有关部门的禁止态度很明显,教育部于2012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严格规范兼职兼薪行为”,“加强对全职人才兼职兼薪行为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兼职须经学校审批,且从事不获取薪酬的兼职活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不得兼职”。近一两年,有关部门虽出台了一些鼓励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开展科技转化,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策,但就兼职获取薪酬方面,仍然属于政策所没有涉及的方面,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这些或明或暗的规定,其总体政策导向是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不支持、不鼓励,因而,这类人群在兼职兼薪时经常藏着掖着,有所顾忌。

这些规定的出台有着怎样的政策考量?主要是怕兼职影响主业。因为科研院所和高校是具有公益性的单位,其工作人员享受财政补助,行为理应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即不以盈利为目开展相关工作。让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从事兼职活动并取得报酬,是对这一性质的违反;同时,兼职兼薪容易让教师脱离主业,偏离教学和科研活动,一些“走穴”专家、教授,学生叫老师“老板”就是其代表,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和高端科研的发展。这也是一些人反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主要原因。

不过,以上这种理念值得商榷。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是公立单位人员不假,但这类单位与成员之间仍然是劳动雇佣关系,其对成员的管理也应遵循基本的《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从“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一般每日加班最多1小时,因特殊原因最多3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等条款来看,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与所在单位的关系主要限于法定工作时间。因在法定劳动时间之内所产生的劳动价值与科研成果,应属于所在单位也即国家享有;而在法定劳动时间之外,因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自主兼职行为所产生的各种价值和成果,可以由个人获得报酬,至少不应由所在单位全部享有。也就是说,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并非完全将自己卖给了单位,他们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属性决定了,只有他们的法定劳动权和因此产生的劳动成果属于单位,非法定劳动权和劳动成果理应由个人享有,或是由个人和单位协商享有。这为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兼职兼薪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而且,从当下科研院所和高校开放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论是强调科研成果转化还是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对接行业和社会发展需求,都要求这些机构摆脱过去的封闭式管理,鼓励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走出单位,走向社会,理论结合实际,将自己所用真正发挥在能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地方,且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这样的管理,将促进思想和知识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科研积极性,提高创新的效率,也有利于反向促进所在单位科研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况且,社会流行“斜杠青年”的说法,反映出当下人们职业的多元性,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不应被排除。

其实,国外不少国家也都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兼职活动。根据有关研究,除了一些将教师列为公务员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对高校教师兼职兼薪采取限制并禁止的做法外。其他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对于教师兼职活动都是采取“鼓励+规范”的态度;其管理办法一般都包括教师的兼职时限、内容与方式、薪酬分配、审批等内容,且多数高校规定教师的兼职收入归个人所有,当然也有部分高校规定教师兼职保持由个人与学校或学院共享。如美国对高校教师兼职实行分类管理,将兼职活动分为毋须报批、需要报批和一般被禁止三大类,兼职管理主要采取事先批准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两种形式。

因此,对于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最好的办法也应是“鼓励+引导规范”,这次文件的出台,完全符合这种精神。不仅要求“推动形成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科研机构、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进一步发挥科研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而且规定对这类人群兼职兼薪的管理要基于坚持价值导向,实行分类施策,激励约束并重,精神物质激励结合的原则,对于提高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收入,激发这类人员科研积极性,促进创新型社会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要让这些“知识分子”富起来,除了鼓励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从事兼职活动外,还得进行合理引导和规范。政府已经履行了基本职责,从宏观上进行了引导和鼓励,没做强制要求,有利于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自由选择;接下来,科研院所和高校要做的是对部分人员的兼职兼薪行为进行管理,在不违背国家有关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确保这类人群能在教学科研和兼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确保主要工作岗位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实现合法合规地“富”起来。在这方面,国外高校的分类管理做法值得借鉴。

来源:里瑟琦智库首发,蒲公英评论(有删改);作者:肖纲领

详见:http://learning.sohu.com/20161115/n4732666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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