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绩效与心理内容修复

1、李侠 2、孙丹阳

（1、2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09年学者Michael R Phillips与众多中国同事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 2009：373）上，撰文指出：中国有各类超过一个月的心理障碍问题患者占人口比例达到17.5%。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数字，由此文章得出：中国是世界上心理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判，更为遗憾的是，该研究指出：中国成年人中有各类心理障碍患者达1.73亿人，但是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心理救助。根据我们的推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那些落伍者很可能会落入心理障碍的陷阱中，再加上，多年来各类相关配套政策与社区服务机构发展的严重滞后，心理障碍患者的比例仍将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阶段，对此，我们并未做好应对准备。基于这种判断，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种状况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拖后腿力量，并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中指出：精神类疾病在中国疾病的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17.5%，预计在2020年上升至25%。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在WHO的最新疾病负担报告中（2004），其明确指出：单相抑郁障碍在所有疾病引发的负担中排名第3，预测到2030年将排名第1。这组数据，足可以显示心理障碍对于未来的巨大影响。为此，本文力图阐释两个问题：其一，“压力-绩效”模式下的心理障碍成因与特点；其二，各种压力引发的心理障碍的解决策略，以及自我心理内容修复技术。

一、压力与绩效框架下的个体心理承受边界

当下正处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所有人都面临观念范式的升级换代压力，这期间充满着各种调适的不确定性。仅就科技工作者而言，他们既是社会观念范式转型的有力助推者，同时又是这种转型的最早经历者。考察他们对变化的调适状况，可以为整个社会的调适找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理念与行动的链条中，通过对行为状态的考察，可以倒推出理念转型的诸多潜在后果。压力状态恰恰是研究个体行为的最好切入点。

众所周知，人是需要一定压力的，否则行为的驱动机制就是不完整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压力越大越好？压力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才能得到最好的驱动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需要对科技工作者的压力来源做一个简单梳理。按照生活常识，我们将个体所遭遇到的压力按来源分为以下三种：其一，生活压力。在生活成本逐渐走高的当下，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哪一项一旦出现问题都会给个体造成极大的生活压力；其二，竞争压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任何一个行业的工作都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其三，交往认知压力。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说法，大体包括美国精神病学家朱迪•贝克（Judith S.Beck，1954-）所谓的个体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极端看法。通常的抑郁和焦虑大多与此有关。由于三种压力分别指向不同的人生层面，因此，针对压力的三种来源，调控的措施也要更有针对性。为此，我们构造了一种系统的三元解决模式，见下图：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压力的逐渐增加，个体的工作绩效逐渐提升，表明驱动机制在发挥作用。当压力达到顶点P₀时，工作绩效也达到峰值，压力再增加到P₂时，工作绩效开始降低，一旦压力越过P₂，则工作绩效快速下降。坊间所谓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多发生在压力超过P₃阶段，此时不但工作毫无绩效可言，反而使承受压力的个体开始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现在需要对压力-绩效的三阶段调控模型给出进一步的说明：1、P₁P₀：政策调控的心理压力空间。这一区间以个体的工作生活为主。这个阶段也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所有的激励政策都在这个空间内投放种类繁多的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上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想想我们这些年遭遇到的各类人力资源开发理念，就是明证。这类理念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强调开发，很少考虑到保护。由于在政策制定者与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政策制定者在看到人才随着压力增加而来的绩效的提升时，会加大开发的力度，从而导致所有政策受众由于得不到合理的能力补充时间，出现能力快速枯竭现象。当下各种机构的考评指标如通货膨胀般逐年攀升的景象，不难明白为何所有人都感觉越来越忙、越来越累的原因。毕竟人的天性中就喜欢竞争，没有人愿意在竞争中出局，然而人的能力提升速度远远赶不上考评标准的提升速度，解决办法只有靠最原始的侵占作息时间与透支体力等消极应对方式来维系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由于竞争压力是长期累积传递的，个体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这就是愈演愈烈的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调整政策的激励力度，使激励处于一个合理的空间，使之与当下整体能力水平相匹配，否则，一味打政策激励强心针和兴奋剂是会出人命的。看看不时见诸报端的各类英年早逝者，以及那些远离激励机制驱动的老年长寿者，其间的厉害不言自明。

2、P₀P₂：这是心理干预的社会服务空间。这一区间以个体的社会生活为主。良好的社会交往体系与人际沟通渠道，能够使个体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对个体压力的缓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的心理障碍患者都表现出社交不良，因此低门槛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广泛存在与提供相应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观层面的社会服务起到连接宏观群体情绪与微观个体心理的桥梁所在。这种社会服务既包括各种交流的社团组织，又包括心理干预与疏导的机构。关于后者，情况更为严重，目前我国的心理社会服务机构严重短缺，而且价格昂贵，更为纠结的是，整个社会对于心理障碍的认知存在很大误区，且对精神卫生知识知晓（mental health literacy，简称MHL）水平严重偏低，当下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躯体疾病患者，但仍然无法公平地看待心理障碍患者。在西方，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实施了抑郁症识别、认知和治疗的全国性项目，90年代又开展了全国抑郁症筛查日，意在唤起公众对抑郁症的关注，英国也曾在90年代开展“攻克抑郁症”运动。而在我国，这种整体认知滞后与宣传介绍严重欠缺与不足有关。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的调查显示：50%以上的人不愿与精神疾病患者为邻，40%以上的人不愿居住在精神疾病康复设施附近，更多的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有破坏性”、“容易伤害别人”。这种现状导致即便有较强烈的社会需要，个体也不敢轻易地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担心一旦被别人知道，会被人歧视，从而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被区别对待，家属也多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想，从而造成心理障碍患者存在境况的进一步恶化。非常遗憾，这个区间正是化解心理障碍的关键区间，然而也是我国的社团组织薄弱以及心理服务非常匮乏的区间。在资源配置上，精神卫生医院并未进入公共卫生序列，财政拨款的比例也很小，从业人员的数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质量参差不齐。在制度设置上，基本医疗保险主要面向躯体疾病，绝大多数地区并未把心理障碍治疗列入医保，这也造成很多问题无法及时化解，导致整个社会心理问题累积，进而对国内公共安全真正形成潜在的危害。

3、P₂P₃：心理干预的自我调控空间，这一区间以个体的自我关怀为主。从微观层面来讲，我们既是自己的管理者、监督者，又是自己的主人与奴隶。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学者在调查中发现，大众对有用的心理干预措施的排序中自助干预排在首位。因而，在通过宏观层面的政策变革调控压力的预期变得遥遥无期之时，又遭遇来自中观层面的社会服务严重滞后与不到位的窘境，那么，源于微观层面的自我调控就成为最现实与有效的自我关怀技术。心理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就是因为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而，祛除心理问题的关键就是逐渐消解那些累积的心理问题。我们的生活也大体依此运行，只不过日常生活中的消解心理问题的手段大多采取悬置、冷却与淡化处理，即用时间冲淡原有的心理问题，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原有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从而达到消解心理问题的目的。客观地说，这种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不过随着问题的累积，老问题的重要性被稀释了，其作用或者所占比例降低了，但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刺激条件复现，原有心理问题又会再次重新浮现出来，然后就是再一次的悬置、冷却与淡化。这种状况是令人不能满意的，它只是把问题无限退后而已。这个处理路径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然选择模式而已，对于短暂人生而言，我们重复不起。因而必须把心理障碍修复从自然选择模式进化到人工选择模式，即采取积极的自我心理干预（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简称PPI）模式。客观地说，到了P₂P₃阶段，很多心理问题已经形成，并累积多年。此时的修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了简要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看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状况，不难理解这种累积模式对心灵带来的侵蚀作用。

为了更清晰的把握当前科研群体的心理状况，笔者曾在2014年秋季学期对400名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硕士生进行抑郁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采用的是美国精神病学家伯恩斯（David D. Burns，1942-）的抑郁状况自查量表（BDC），考虑到量表项目的广泛适用性，量表未做本土化修订，（该分值意义：10分以下为正常；11-25为轻度抑郁；26-50为中度抑郁；51-75为严重抑郁）。本次调查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少，也未做进一步相关分析，但是足以从简单的统计中看出一些问题，下面就调研结果进行简要的分析：

图2显示：研究生抑郁状况的平均得分为22分左右；最高值分布在52-58分之间，最低值分布在1-5分之间，博士生与硕士生，以及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个数值分布的内涵很有趣，即博士生与硕士生群体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轻微抑郁），最高值的58分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抑郁了。这也印证了坊间的一句玩笑：没有任何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各类学生的具体得分的分布情况：

根据图3可以清晰发现：有接近70%的学生在学期间都有轻度到中度的抑郁倾向。这种抑郁倾向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调控与疏导，很可能会发展成严重心理障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由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压力种类比研究生群体更多，压力的累积效应会更加明显，因而，可以推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理状况实在不容乐观。

根据上面的调查数据以及日常经验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在社会分层中层级越低者，压力越大，越无力处理，因而更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对科技界而言，就是目前流行的“青椒”与“青稞”现象，这与心理内容累积的侵蚀性有关）；其二，社会分层中层级越高者，一旦出现心理障碍，修复越困难（我们猜测这与心理位势较高导致能够驱动高位势的手段稀少有关）。对于P₂P₃阶段而言，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自我心理调适区间，这也是所有人都应该努力去坚守的一种责任。我们以往的教育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缺陷，甚至空白，那么什么方式是比较可行的自我心理调试技术呢？

二、心理内容修复与自我关怀的技术

坦率地说，人的存在不能没有压力，否则驱动机制就无法正常运行。但是，压力又不能无限加大，否则就会出现随着压力增加，绩效逐渐降低的现象，即进入激励失灵区域。由于压力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一旦压力超出心理承受能力的边界，这部分多余的压力就会在个体内心以负性心理内容形式累积，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心理障碍。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前几年提出一个“心理内容加载模型”，这个模型揭示了心理内容的表征加载机制。它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提出的“物是感觉的符合”的理念。人类大脑在加工信息时是以模块化方式进行的，即各个感觉输入模块（感觉器官）以领域特殊性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加工来自各自模块所获得的信息，然后进行加载整合，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心理内容表征机制。在此基础上，个体逐步完成头脑内的概念认知框架的建设，一旦这个认知框架得以确立，人们便以此认知框架来解释世界并用它来同化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类经验。人们常说的“眼界”或“格局”都与此有关。基于这种理解，某些人所谓的能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人拥有更广阔的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可以同化更多反常经验，也可以承载更多的经验内容。

那么，对于由多余压力造成的心理障碍问题，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内容卸载，把不重要的内容卸掉，留下空间来处理新增压力内容，以此实现心理减负功能，这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自我关怀技术。

这种心理内容卸载过程的核心机制在于最大限度内为新增压力内容提供处理空间。众所周知，随着一个人认知图式的扩大，就能处理更多的心理内容；反之，则会出现处理能力低下，造成多余压力内容无法处理，从而出现心理障碍。因此，提升一个人承载更多压力内容的路径无非两条：其一，扩大自己的认知图式，以此增加心理内容处理空间。人们常说的内心强大就是指这种情况，由于扩大了认知图式，就有能力处理遭遇到的诸多压力问题，或者把这些压力问题同化为认知图式可以接受的内容，比如你掌握了物理学知识以后就不会再像古人那样对打雷闪电感到恐惧，而是能理解并接受这些现象，这种自我关怀的技术更多地来源于持久地学习；其二，在认知图式扩大有限的条件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学习新知识），消减多余的心理内容，以此，为新的压力内容提供处理空间。这相当于内容的新陈代谢，合理利用大脑的认知空间。比如生活中的选择性遗忘就是一种节省心理内容空间的方式。目前比较流行的冥想（meditation）技术，以及美国人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1944-）以正念（mindfulness）技术为基础开发的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简称MBSR），其理论基础都是源于佛教，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某一项特殊技术，如观呼吸等，调整人的注意力，使大脑内的能量重新分配，让焦虑、抑郁等大脑区域得不到多余能量的支持，从而达到消除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内容的目的。

如果在长期压力的累积侵蚀下，个体已经处于中度及以上程度的心理障碍，那么此时就需要一种比较专业和系统的帮助了，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Albert Ellis，1913–2007)）提出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EBT），其核心在于调整心理障碍患者的信念系统。在他看来，对个体而言，刺激事件（A）与行为结果（C）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产生结果的真正原因在于患者头脑中的信念（B），不合理的行为不过是头脑内不合理信念引发的，因而，改变患者头脑中的信念就成为自我调控与治疗的主要任务所在，这就是著名的ABC疗法。埃利斯的方法与我们提供的两种自我调控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不强调扩大认知空间以及卸载心理内容，他所强调的是替换核心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方法更适合于不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更具有保健与预防功能，而埃利斯的方法则强调实用主义式的当下治疗：希望短期内见到疗效，但这种方法需要在专业的心理干预从业者的指导下进行。

【博主跋】这是一个多月前应曹老师之邀，我和博士生孙丹阳同学合作完成的文章，现发表在《今日科苑》2016（6）期上，这是原稿，合作愉快，是为记！这三年我们小组在心理障碍与幸福塑造问题上投入很多精力，我有三个博士生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普通中国人开发出一些简便易行的修复策略，相信会有一些成果陆续做出来，到时会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另外，感谢我的三弟李强副教授在图一的制作中提供的帮助。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