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点政策与科技体制改革的绩效

李侠

自2014年始，中国第二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作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国科学院率先发力，陆续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目标明确，剑指科技高端。如“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等，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对于这个目标的设定，可以真切感受到管理者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这副精心构造的改革蓝图呼之欲出，令人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心生憧憬。但在振奋之余，我们还是需要仔细思量一下，它的可行性以及基础支撑条件是否具备？否则就会出现理想太高反而失去了现实吸引力的挫败感，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有的科技资源储备库存与综合实力（包括管理能力）决定了眺望的高度，就如同诺贝尔奖对于大多数科学家而言是没有实际吸引力一个道理。

现在我们对这两个改革目标粗略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它从两个维度展现了中科院未来改革的路线图与坐标系。仅就这个战略目标的展开来说，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它潜在的行动姿态与预期绩效，否则我们对此项改革无法做出准确的研判，它的实际运行也无法着地的。

“三个面向”基本上属于战略布局的空间安排：从世界科技、国家需求到国民经济，这三个面的选择分别针对不同范围层次的改革姿态，拿出任何一个层面目标来说都是有道理的，如果其中任何一面取得突破，都将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改革目标设定的三个基准面之间存在科技梯度不重合的问题，即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或国民经济三者对于科技水平的需求有可能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而且侧重点也是各不相同的，就当下的发展情形来说，大量国家重大需求可能真的不是世界科技前沿问题，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于科技的需要更是有着不同的偏好点，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梯度差是一个很困难的现实问题，它关涉到未来科技布局以及资源的投放模式选择。换言之，一个机构在一个既定时间段内要实现三者完全兼顾是不经济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设立三类机构，分别执行三个战略面的目标则会造成有限资源的分散与不足的问题，势必造成顾此失彼的局面。这里要避免一个认知误区，即如果我们实现了部分领域的世界科技前沿，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解决余下两个层面的问题，抛开取得的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重合的情况外，大多情况下成果转化也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这就涉及到科技管理中的老问题：大而全的模式与专而精的矛盾在这个目标构想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次，在中国整个科技知识生产的链条上，三驾马车（高校、国立研究机构与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各自知识生产的分工，以及相对明确的比较优势；第三，这个目标还涉及到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的整体定位问题：是追求高端科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卓越，还是时刻觊觎市场的利润？

“四个率先”则是时间维度上的战略目标，它指涉了作为建制运行的中科院对科技发展的四个关键指标的目标定位：科技水平、人才培养、智库与机构的卓越，这是一个递进的发展阶梯，符合国字号机构主动介入科技前沿的在场感。笔者认为，这个维度的目标设定与中国科学院的定位比较切题，也是属于一个国字号的研究机构的职责所系。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诊断：即“四个率先”是实现“三个面向”的因，而“三个面向”充其量是“四个率先”带来的果。因果关系厘清以后，我们就应该知道“四个率先”是科学院在此次改革中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其实，三个面向也好，四个率先也罢，这些都是很大的目标。试问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可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后备人选、资源储备以及先进的管理体制？换言之，有多少基础条件可以支撑这个宏伟蓝图？这些年笔者一直在批评盲目的跨越式发展提法，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那些规律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所以，不是谁想跨越就能跨越的，规律是绕不过去的。

政策制定中有一种极端的做法，我们称之为端点政策，即政策内容趋向于政策的约束边界条件，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具有冒险性质，其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旦选定很难调整。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辩论就是容易出现端点政策的领域。如经济学家鲍尔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从对政府能取代市场实现社会最优的能力充满信心；到另一方面政府不干预市场，相信市场能达到社会最优。这些端点政策的后果教训惨重，世界范围内的端点经济运行的实践早已证明：完全的政府与完全的市场的单边选择都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存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可能。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尽量避免陷入端点政策的认知误区里。在全球化时代，变量因素的增多，导致我们的选择必须要谨慎，对于群体认知而言，我们也要经历：从“选择恰当的政策”到“制定恰当的规则”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发展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大凡端点政策看起来都很美，也很吸引人，颇具乌托邦的意味，但是其运行后果往往都不是很理想。从天堂的许诺到地狱的现实，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半个世纪前的“赶英超美”的端点政策，教训应该是深刻的，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也是有条件的，所以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尤其需要警惕冒进的做法。

战略目标的设定，一定要依托当下已有的资源条件，合理配置资源，理顺结构，否则再好的设想都无法实现。毕竟，科技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无非是怎样改变组织结构，最大限度调动与挖掘现有人才的潜力，以及资源的效率，从而达到产出最大化而已。这里涉及到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即如何提取那些潜在的社会智力资源，如果恰巧遇到的是知识的“贫油矿”再怎么挖掘也于事无补。从这意义上说，一个特定时代的资源是有限的，也是稀缺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要适度运用。就如同今天你无论出台怎样的政策也无法攻克癌症问题一样（美国人曾为此付出过代价），其根源在于当下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源库存不足以解决此类问题。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应该是适中的，从而达到合理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而不是透支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的是美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没有志向与抱负，而是条件不具备，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尽量为后代人把地基建的高一点，这恰恰是务实的表现。对于此，我比较欣赏鲍尔斯的观点：使所有相关行动者都在不完全激励的作用下支持社会所欲但并非最优的结果。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表在《科学新闻》2015（3），这是原稿，合作愉快，是为记！

2015-3-31于南方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