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的弹性：收与放的均衡

李侠

科技领域像任何其他领域一样：问题永远不会消失。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些关键信息已经逐渐释放出来，如2014年10月份由媒体披露的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即将发布，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方案》提出的科技计划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5个方面。5个方面的科技计划都要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央财政加大支持。这则信息内涵丰富：一方面，界定了未来研究类型的划分；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资源的重新集中化。这实在是近年来少见的大动作。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前期释放出来的各种政策理念变化，如协同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界在微观层面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由于中国是一个高度奉行物质主义文化的国度，所有微观层面的科技工作者，他所关注的只是具体的资源配置模式，毕竟这是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从资源配置的变化说起。

科技体制改革的弹性到底有多大？换言之，科技发展规律是否是不可逾越的，科技体制的变革是否是有边界的？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理论问题就是变革的弹性：即集中与自由是以二元形式存在，还是集中为主，自由为辅？或者反之，自由为主，集中为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国际科学界长期以来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个人和组织常常会陷入某种既有的观念框架中，以至于无法想象出其他的选择模式，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认知的路径依赖现象。人是自己所拥有的观念的奴隶，做任何决策时我们都不应该忘掉这些隐性的认知模式。

资源的集中管理解决了前期宏观管理上的九龙治水的局面，在微观的实践层面解决了个体的重复申报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草案》中明确规定政府不再直接管理项目，那么资源集中后谁来管理？即便按照2013年的科技统计公报数据来说，这笔中央财政拨款也有2728亿元之巨，即便这五个平台每个都按平均数来算也约有540多亿元，这可是巨大的资源平台。就目前口碑最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来说，它的资源总量也就200亿元左右，它的级别是副部级，众所周知，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生态布局，很难想象500亿元的平台将有怎样的气概？如果仍然用原班人马、原有的管理模式，那些曾经的973、863换个名义重新出现在新的机构里，那么这些平台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完全有可能演变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新“利维袒”，如果这种可能性不能有效防治的话，那么只能说这次改革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如果试验失败的话，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警惕：错误一旦制度化就将成为未来难以克服的顽疾，举国科研被SCI牵引的局面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改起来谈何容易。因为任何政策的运行效果的检验都有一个滞后期，没有人是先知先觉的，终结一项有问题的政策很多时候是成本巨大的，甚至成为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

其实资源配置方式从分散到集中，只解决了表面问题，而没有触及到科技体制的实质：即“状态--结构--绩效”的根本性改变。集中是我们熟悉的管理模式，而且凸显权力的自信。而分权恰恰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模式，对于以往的“集中型分散”模式带来的问题，笔者能理解国家作为委托人的极度不满：投入与期望的创新产出严重不对称，以及各种不端行为的频发，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当改变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的时候恰恰意味着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改？但是变又成为双方唯一可以化解尴尬局面的出路。改革的潜在陷阱在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远远不及我们所带来的新问题多。那么如何预防这些潜在的风险呢？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改革的弹性问题，即收与放的问题。在决定放与收的边界时，要考虑到科技事业的固有特点：科学与自由探索有关，而技术与目标导向与关，前者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适合国家支持，而后者的产出具有商业价值，因此与市场机制匹配，如果完全用市场模式主导就会出现遏制科学发展的情形。另外，两者的研究属性也不同，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则是集中约束下的目标定向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弹性问题，而改革弹性约束了改革的潜在边界。基于此，科技体制的改革就要解决好实践层面的资源分配与激励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带来国人期盼的“状态-结构-绩效”的根本性改变，否则片面追求绩效与状态只能是缘木求鱼。

具体措施，我们不妨把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与保障性分配区分出来。以往的项目申报都是属于竞争性的分配模式，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不再多谈，这里只谈保障性供给模式的建设，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义，保障性供给如何能避免吃大锅饭并实现激励机制这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笔者曾建议，中国科技界应该向国际体育界学习，对各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实行排名制，而排名制是定期动态调整的，这个工作可以由行业协会与第三方独立机构来完成。只有进入排名制的人才可以申请保障性供给，这样就解决了吃大锅饭与激励机制问题。客观地说，如果完全采用竞争模式，其危害主要有两点，其一，带来了整个科技界的急功近利与浮躁气息；其二，落后的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分配资源，只能靠简单的增加资助额度，来化解新增资源带来的日益增大的评审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实行各学科人才排名制，其优点有二：其一，管理部门能够时刻掌握人才家底的库存，便于关键时刻解决国家之需，这个世界不但要有物联网，还要有人联网；其二，排名制提供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当下的智力资源，并能够永续地成为国家储备人才的蓄水池。

中国科技已经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阶段了，如何提升质恰恰是当下破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知识产品的生产是有周期的，让科技工作者安静下来，有时间打磨自己的知识产品，就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塑造群体的质量偏好。美国政治学家盖伊•彼得斯曾说：市场模式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市场取向的解决方法已经取得了合法性。问题在于大科学时代，科技内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单一模式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胶囊，我们必须在集中（举国体制）与分散（市场体制）之间寻找一种建设性均衡。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张林老师之邀而写，刚刚发现已登在《科学报》A1版，合作愉快。这是原稿，是为记。这也是博主本年度的最后一篇报刊文章，以此迎接新年也是值得纪念的！

2014-12-29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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