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的窗口与在场的责任

    ——我与《科技日报》

李侠

前几日在去外地的火车上接到《科技日报》的编辑徐玢老师的电话，告知《科技日报》快出10000期了，问我作为作者与读者是否想就此谈点个人感受？当时爽快地答应了。回想起来，我在《科技日报》上总共发表了15篇小文章，只有一篇是随感性的文字，其余14篇都是政策评论性文章。从第一篇文字算起，距今合作已经有七年半的时间了，作为作者与读者的我、栏目编辑与报刊三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一起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跌宕起伏。

在新媒体狂飙突进、日新月异的今天，传统纸媒的意义何在？这是很多人都在疑惑的问题，对此，从谨慎乐观的角度来说，传统纸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潜在深度与可靠性。新媒体在跑马圈地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快速填充身后留下的大片思想空田的困境，而这必然带来有限思想的过度稀释与平面化的隐忧，以及信息量过大给读者带来的难以鉴别真假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两点正是传统纸媒所具有的优势所在。问题是，如果纸媒也放弃对于思想深度以及敏锐性的追求，那么纸媒的优势就将随之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年我见证了编辑们的努力与开拓：他们积极策划栏目，约请专业作者写稿，甚至提供素材采取命题作文等形式，力图以专业化精神拓展思考的深度，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纸媒在新媒体的挤压下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我愿意把这些编辑开设的栏目当做一个个引进阳光的窗口，有了窗口，那些照亮黑暗的光就有可能进来。这才是真正的改革，也昭示了一幅蕴含希望与启明的路。

窗口有了，那么作为作者的我们与编辑们就具有了一种共同的使命：在场的责任。这是我们的时代，对它的进步与退化我们是负有责任的，这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的“保卫社会”的深意所在。我们必须努力捍卫时代的思想基准线不至于无限倒退，避免今天的我们被未来的一代人视作思想荒芜的一代人。仅就我所关注的话题而言，这几年一直聚焦于科技政策方面的问题，毋庸讳言，科技政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影响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如果我们不努力审视它，而总是采取鸵鸟政策，认为政策的制定与我们无关，那么，我们就主动陷入“在场的缺席者”的悖论式陷阱，即我们遭遇当下的一切非我所愿之事而又宿命般地承受缺席选择一切的权利。这是典型的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导致政策质量一直游离于我们的关切之外，无法得到真正的提高与改善，最终我们都成为了某项政策的被动受众，由此生发出无数牢骚与怨气，进而沦落为难以自拔的恶的循环，结果于事无补。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介入，通过对在场责任的积极坚守，倒逼政策制定者主动改善制定的质量。报刊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工具，毕竟这个窗口所起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普及常识，最终达到提升政策制定这只水桶的短板的目的。从最小的意义上说，它可以极大地消减政策制定中那些低级错误发生的概率，毕竟没有人愿意成为历史的笑柄。如果运气再好一些，或许我们的努力会给政策内容增加一些新的洞见与措施，从而实质性地推进了政策质量的改善。这就形成一种正向的积极循环。报刊作为一个窗口提供了所有来自在场者与缺席者的初级与次级的反馈信息。

另外，这个窗口也是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科技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对于当下正在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通过这个窗口，管理者会了解到科技界的真实信息与状况，从而能够使科技体制改革沿着阻力最小，效率最高的轨迹推进。中国的科技界已经是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仅从人数上讲，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子系统。因此，这个时代的科技管理的复杂性是传统小科学时代所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吸收多元化的、低成本的社会智力参与科技管理已经成为当下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举措。基于此，《科技日报》作为中国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信息发布机构，它所肩负的使命也是无可替代的。一份期刊能够出到10000期，这份业绩彰显与见证了几代人与几十年的努力，正是有了这些不屈不挠的长久坚持与努力，中国的科技事业才有了一个不错的模样与风貌。

作为一名普通的作者与读者愿借此契机提两点希望：其一，继续扩大报纸的自由宽松的言论空间；其二，适当提高作者的稿费，毕竟高质量的思想产品的生产也是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的。最后，祝《科技日报》越办越好，真正成为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驿站。

2014-7-20

【博主跋】刚刚看到，这篇小文章发表在《科技日报》2014-7-24第三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