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产出什么最终还是政策说了算

李侠

2018年10月份中央五部委把学术界热议的“破四唯”问题（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正式提上议程，一年多过去了，各种评价似乎一切依旧，时至今日仍然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至于当初提出的破四唯之后“唯学术、唯贡献”的新标准，基本上仍停留在概念层次上，至少短期内根本没有多少现实可操作性。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所谓四唯问题事关科技界整体运行的宏观评价问题，然而解决思路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微观层面，这种处理方式如何能有效呢？换言之，任何有限个体即便放弃对于四唯的追求对于中国科技界整体状况的改变也无足轻重，此时若还纠结于某些人的科研价值取向意义不大。

科研产出根据研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基于基础研究所得到的是科学论文；基于应用研究所得到的是技术原理、方法等；基于试验发展研究所得到的是技术改进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方法，比如基础研究成果，它的主要特点是探索未知，这种成果只能以论文的创新性作为评价的主体。同理，对于应用研究而言，它的主要特点是解决技术难题与内在机制，这种研究成果的评价应该主要围绕其应用性前景展开；对于试验发展研究而言，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解决现实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评价标准，也许这类研究根本发表不了论文，但其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基于上述三类研究的特点，可以清晰发现，三者之间不能用同一把标尺来衡量。当下遭遇到的破四唯困境，其最突出表现就是用一把标尺衡量所有科学研究，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难道身处科研一线的工作者不知道这些差异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这种不符合科研发展规律的荒谬评价标准会被科技界奉为圭臬呢？显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政策导向。

处理宏观问题的基本原则在于从宏观层面上寻找原因与驱动力。造成中国科技界四唯现象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政策的误导与扭曲所导致的。由此，笔者给出第一个推论：有什么样的科技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科技产出方向。由于政策从制定到产生效果通常有一个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根据经验大约在10-15年时间，为了验证这个推论，笔者从科技史的角度对建国70年来科技政策偏好与科研产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清晰发现，这期间中国科技政策偏好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型，这期间的科技生态变化可以直观地揭示我们的推论，科技界的“环肥燕瘦”是政策偏好所致，而这种政策偏好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无力支撑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只有另辟蹊径，这也是破四唯在当下获得广大科研人员高度心理认同的基础所在，由此也开启了第三次政策范式转型之门。

第一次政策范式转型（简称应用型范式P₁）。这次政策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关注科技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帮助，它持续的时间大约30年（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初）。在这个应用范式P₁指导下，我们的科技产出的主要目标是服务社会，这期间的很多科研成果极大地支持了新中国在百废待兴基础上的重建。这个时期科技产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用知识产出居主导地位，而理论类科技产出不是很多，也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如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等众多实用科技知识，相反，虽然在应用政策范式1的主导下，理论研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但是，那些真正热爱基础研究的人仍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结晶牛胰岛素、屠呦呦的青蒿素、陈景润的数论研究等等，但科技产出的这种局面是那个时期的特定科技政策范式所决定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能搞混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中国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科技政策，即《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这份规划中确定了 57 项任务，包括 616 个中心任务，再从中选出 12 项重点项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份规划的主要偏好都是事关国计民生问题的应用研究。

第二次政策范式转型（简称显示型范式P₂）。改革开放，中国科技界面临再次从废墟上出发的关键节点，此时社会政策环境变为：对外逐渐开放，对内逐渐实行市场经济，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更大程度上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此时唯论文等现象的出现就是一种具有激励功能和显示度的牵引型政策。显示型范式P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持续时间接近35年。这个时期的科技政策大体上指定方向并匹配相应的激励机制，然后通过市场的方式去实现科技目标。这个时期的标志性政策是：1985年中央做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市场力量的倒逼下，基于绩效衍生出的数论文、数项目/奖项、看职称等管理办法，这对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人情文化是一种有力的市场阻击，其客观性尤其凸显了弥足珍贵的公平精神，虽然这种办法有明显缺陷（以偏概全），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还是逐渐接受了这套评价方法，由于绩效的示范作用，慢慢的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都接受了这套规训技术。这套方法之所以会在短短的35年间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科技管理教条，源于管理者与从业者的共谋，因为这是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于管理者而言，其操作简便易行而且成效显著，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从2010开始已经连续10年位列世界第二；于科研人员而言，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然粗暴武断，但它简单而公平，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何尝不是一种自由，而自由总是有代价的。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用论文一种科研产出模式，替代了所有其他领域的产出模式，这显然造成了一种全行业写论文的局面。医生放下手术刀，开始拿起鼠标写论文了，工程师不去工厂等生产第一线解决各种急需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回到办公室写论文，这就导致科研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日益成为两张皮：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没有人认真关注与解决，而那些主业本不该去写论文的人却冒着学术不端的风险在制造论文。科研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市场经济社会，人都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却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实际受损。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个体选择也造成了应用研究领域与试验发展领域的研究整体出现停滞与衰退，因为真正的科研没有帮助一线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导致科技没有为国计民生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最大的帮助。时至今日，我国产业界面临的诸多瓶颈问题，本不是什么重大的科技前沿问题，但却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如果整个科技界不分领域都在拼命写论文，这个现象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

从上述的简短历史梳理中，可以清晰发现：政策范式P₁运行的结果是科研产出主要关注应用，在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政策范式P₂导致科技领域全面论文化，这种模式从激励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其一刀切的做法弊端太多，导致科技产出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科技没有能够最大限度上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第三次政策范式转型（简称综合型范式P₃）。科研产出不仅仅是论文，还有很多与改善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成果。多元化评价是其未来的出路，破四唯不是不要四唯了，而是说四唯只适合整个科技版图中很小一部分领域（如基础研究）的评价，比如作为演员就不需要博士学位，作为技术能手就不需要什么获奖、论文等。任何政策的运行都会塑造人们的认知图式，并带来相应的认知惯性，因此，破四唯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认知图式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只要调整政策里相关条款的权重，效果自然会慢慢显现出来，就拿当下被很多科技界人士诟病的SCI论文而言，SCI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把它置于最高优先级的位置，只要把外文期刊与中文期刊置于同样的承认权重，那么用不了多久，对SCI的狂热就会消退，从这个意义上说，破四唯需要的是评价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即把科技领域从一维结构恢复到三维结构，原先全覆盖的四唯标准部分内容退回到基础研究维度，其他两个维度（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采用新的评价标准就可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政策后果呈现的滞后性，如果从现在开始行动，到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尊重分工、承认差异的多元化评价体系的世界里。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2019-12-31，现在发表在《学习时报》2020-3-4的A3版，发表时名字改为《破四唯如何下手》，感觉更给力，这是原稿，与张老师合作很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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