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的三问

李侠

近日，饶子和、丁奎岭、王永良等59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联名呼吁，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应该是近年来科技界最有远见和前瞻性的建议，一旦出台将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如此重要的提议必须广泛深入地挖掘其背后蕴含的诸多基础预设，否则就会使一个好的提议在不确定性的困扰下出现意料之外的效率损失。依笔者浅见，这个《规划》在进入政策制定流程之前，需要厘清如下三个问题。

1、中国语境下的基础研究的内涵是什么

基础研究也是存在阶梯的。因此，划定基础研究的边界也要量力而行，一味地追求高大尚并不是理性的表现。由于我国大多数学科领域目前仍处于跟跑阶段，处于领跑阶段的领域还比较少，这就要求我们合理规划科学布局与选择研究的突破口。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虽然不一定所有环节都领先，但是这种布局结构对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同理，对于科学领域来说，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到建设科学链条布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再选择那些基础比较好的领域作为突破口，这样布局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研究类型的选择尤为重要。美国科技政策专家司托克斯（Donald Stokes）在《巴斯德象限》一书中曾提出，把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这类研究只关注对于基本问题的理解（人类的好奇心驱动），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这类研究既解决了实际的紧迫需求问题，也关注到了对基本问题的理解。纯基础研究是非常稀少的，它对条件的需求也是非常苛刻的。这就决定了此类研究的规模无法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关注的基础研究大多是处于巴斯德现象内的基础研究。就如同去年以来国内各界一致讨论的科技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多属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这就决定了中国基础科学的主体边界应该锁定在巴斯德象限内，留下很少的一部资源去从事玻尔象限内的研究。如果本末倒置，一旦失误将危及公众对于科学的认同与支持。笔者前些日子曾撰文指出：当下解决非洲猪瘟问题就是最好的基础研究课题，这种基础研究既解决了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又可以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对于猪瘟病毒的理解，一旦取得突破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在当下切记不要一窝蜂式的把研究目标都一竿子指向200年后的事情，透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是很冒险的做法。

这里还需要解决一个认知误区：即如何看待布什的线性发展模型，即基础研究引起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再转化为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最初是由美国政策专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er Bush,1890-1974）在1945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布什报告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科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存在诸多交叉领域，随着社会复杂度的增加，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日趋复杂，20世纪80年代日本模式的成功就是从应用研究切入。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拓宽了人类的认知边界，并为整个社会增加了知识供给，即便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些知识是如何促进后续经济发展的，但知识库存的丰富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总是有益的，这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2、现阶段中国基础科学的投入比例多高是合适的？

拿最近的R&D投入比例来看，2017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7606.1亿元，占当年GDP的2.13%，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5.5%、10.5%和84%。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额是975.5亿元，2018年投入1118亿元,一年间增加了142.5亿元，这应该看作是近几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根据上图，可以清晰看到最近20年（1999-2018）中国R&D的投入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最低年份是2010年的4.6%，最高是2004年的6%。所有人都同意应该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问题是钱从哪里出？过去5年（2013-2017）的R&D投入中，基础研究占5%左右，应用研究的投入大体占10%多一点，试验发展占84%多一点。这个投入结构是很特殊的，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三项投入比例大体维持在15%、20%与65%这个范围内。中国企业的R&D投入出奇的高，比发达国家几乎高出20%，难道中国的企业真的已经这么重视创新了吗？显然这个数据是存在诸多现实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未来10-15年内实现基础研究投入达到国际平均水准，即基础研究投入达到15%，这期间尚有10%左右的差距。如果选取激进路线，通过5年规划达到15%，这就意味着每年基础研究投入应增加2%；如果采取稳妥路线，在10年规划内达到15%的平均水平，每年基础研究投入只需增加1%；如果采取渐进路线，用15年时间达到国际平均水准，那么每年基础研究投入增加0.67%。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稳妥路线投入变化幅度适中，也合理考虑了财政投入的空间，比较可取，否则投入结构过于剧烈的变化会引来科技界的动荡，这是任何规划制定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每年增加1%，看起来很小，其实在科技体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按照2018年的R&D投入规模（19657亿元）来看，相当于增加2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不小的支持力度。作为对比，不妨看看作为基础研究代表的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情况，据介绍，2018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总金额约307亿元，资助了约4.45万个项目。由此可见，即便基础研究每年只增加1%的幅度，增量已经占到自然科学基金总盘子的65%，因此，每年基础研究增加1%的投入比例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3、中国基础科学的管理模式应该如何设定

如果未来中国基础科学的结构是这样的，即少量的纯基础科学+较大规模的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科学，那么，这种结构安排应该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鉴于以往的实践，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由个人或小团队负责，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国家基础科学的架构下，应该由国家委托专业部门负责管理，这样能够有效保证项目运行的执行力。在基础科学问题的遴选与认定环节，应该采取科技共同体范围内的广泛征集做法。由于基础科学的特殊性，其使命是探索未知的前沿领域，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基础科学在管理中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集中与分散的安排。依笔者浅见，纯基础科学应该给与研究者最大的自由度，这类研究国家只要找对人即可；对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国家组建团队，适合集中管理，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而且集中管理的执行力比较强，也能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耦合作用，并最大限度上满足国家对于科学的需要。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表在《学习时报》2019-4-10的科技前沿栏目，与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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