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期刊的内伤需要标本兼治

李侠

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国学术期刊问题又成为会议的焦点，与会专家们一致感叹：优秀论文争相出国，中文期刊望洋兴叹。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涉及到后续的解决措施的选择问题，因而，有必要对中国学术期刊所呈现出的问题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基于此，才能找到破解结构性困境的改革之路。

从科学知识生产的链条上看，在生产端，分散在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开展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产出科技产品；在销售端，这些知识形态的产品需要一个展示与传播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学术期刊。根据学术生产的“产-销”模型来看，知识生产方是多元化的，那么知识销售的平台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如果平台多元化，势必会造成分流效应。国内期刊的现状是：一流、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四流稿件投国内，造成国内期刊质量下降。这也意味着国内期刊在知识展示平台上的竞争是完全失败的，造成这种竞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国内期刊经常怀旧般地留恋过去单一展示平台时期，那时国内重要的科研成果都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也曾短暂辉煌过。问题是那时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时期，这种模式不可取。客观地说，知识产品的展示应该是科技工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国外学术期刊的存在对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会形成有益的竞争，一旦缺少竞争，国内期刊的品相将会更差。

造成国内期刊在竞争中出现严重内伤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造成国内期刊在竞争中整体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评价体系的严重扭曲。换言之，当下的评价体系对于发表在内、外刊上的科技成果给予的承认权重存在重大差别，外刊承认权重高，内刊承认权重低。这种政策安排也契合了科技工作者的内在偏好：让成果被更多人知道，获得更大范围的承认，由此可能会带来各种潜在的未知收益，再加上当今科技世界是以英语为表达主体的，即便评价体系对内外刊物采取一视同仁态度，这种吸引力也是很强大的，更何况设置存在严重倾斜性的政策呢？科技工作者都是理性人，在学术市场上同样追求承认收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扭曲的评价体系下，当然要把成果投向收益最高的外刊了。很简单，如果评价体系修改为国内期刊给予的收益回报更高，那么经过权衡，会有很多优秀成果回流到国内刊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期刊首先是败在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下。其二，国内期刊的服务意识与管理水平也是造成优质稿件外流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说，国内科技期刊在质量建设方面与国外先进期刊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稿件评审环节，评审质量不高，反馈意见跟不上，导致很多好文章被评审死掉；其次，评审周期漫长，服务意识淡薄，无视作者的优先权意识；第三，编辑水平有待提升，专业化程度不足以及市场定位不准确。由于当下发表市场仍是买方市场，稿件众多，杂志具有主导权，导致期刊缺少真正的危机意识，还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对于优质稿件缺少主动发现的热情与执着。上述列出的几条原因，相信国内投过稿件的科研人员都会深有感触。就世界范围而言，优质稿件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额的，当下，其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正如学者任胜利指出，国外一些著名期刊对优质稿件现在都采取了“级联式评审”，即投向自己期刊的学术文章，按照质量高低逐次推荐给自己的主刊与子刊上，尽最大努力截留优秀成果。反观国内期刊大多仍停留在等靠要阶段，缺少必要的市场敏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期刊的内伤也是其不成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期刊质量不高留不住优秀本土科研成果的后果是什么？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了，解决期刊的质量问题才能真正被全社会所重视。就笔者的浅见，其后果有三个：其一，优秀成果外流，影响中国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与知识扩散的规模与速度。众所周知，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母语是汉语，如果成果以中文发表，那么将有更多的科研人员看到这些优秀成果，并迅速对其作出反应，从而提升中国整体的研究水平，另外，这些成果在中国的扩散速度也将加快，从而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向纵深拓展。反之，如果是以英文发表的，由于资料的获取、阅读等障碍的普遍存在，以及滞后的出口转内销模式将直接增加国内的知识获取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下的考评体制是有利于让英语世界迅速了解我们的科技进展程度的，而不利于国内科研人员。其二，优秀成果外流也造成科技共同体的道德风险。用纳税人提供的研究经费做出的研究成果，纳税人反而无权优先分享。那么纳税人的权益谁来保障？第三，从经济层面来看，优秀成果外流也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据学者江晓原、穆蕴秋粗略估算，根据SCI数据库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学者在开放存取类期刊共发表SCI论文69051篇论文，平均每篇费用1700美元，则2017年中国作者向开放存取期刊贡献7.6亿人民币。2016年的总费用也约为7.6人民币。由此可见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其对研究的挤出效应非常明显，要知道这些宝贵的经费原本是用来做研究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昂贵的中国式研究模式：研究花钱、成果发表花钱，再把成果从国外买回来还要花费巨额的数据费。研究的直接受益人并不是本国公众，这是很吊诡的现象。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即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换言之，如果决策者预先认为国内期刊水平不行，那么，资源的投放也将随之减少，在时间的累积作用下国内期刊也就真的不行了，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的恶性循环已经应验了最初对情境的预判。基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当下急需改变扭曲的评价体系，只要从政策层面做到内外公平，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外刊支出对于科研的挤出效应。如果我们花费一些气力把国内刊物建设好，那么不但有利于知识在国内的扩散与传播，还会把国外的优秀稿件吸引过来，到时，国外的优秀学者也会如我们今天一样：花费巨大努力克服语言障碍，用中文投稿，并以发表在中国刊物上为荣。一旦这种局面出现，既增加了中文知识总库存，还标志着中国向世界科学中心进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笔者曾私下里戏言： 如果这种知识汇聚现象得以实现，那可比花费无数巨资在全世界建设孔子学院划算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些先进知识与庞大的中国科技共同体相互渗透，会在中国形成知识的链式反应，这才是加快提升国内期刊质量的长远意义所在。

中国期刊的内伤经年累月已成难治的慢性疾病，出路就两条：首先，尽快修改扭曲的科技评价体系，使内外刊都受到公平对待，科研人员投稿去向的选择应基于偏好原则，而非利益驱动；其次，通过精准的扶持政策，大力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期刊的办刊经验，加快国内刊物质量与编辑队伍建设。假以时日，我们必然会收获期刊质量提升带来的宏观效果。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9月底，现发表在《学习时报》2018-10-31的A6版，发表时题目改为科技期刊，问题更聚焦一些，与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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