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睁开眼，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查一下全国所关心的几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其中北京为良。为期6天的北京APEC会也即将结束了。围绕在此期间的空气质量的各种调侃还会持续一阵子。今后的雾霾还会不止一次地不期而至，而且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可能还会再创“新高”甚至屡创“新高”。

中国长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总量“翻番”式的增长，足以对冲我们一直以来还算认真的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努力，使得即使维持包括大气在内的环境质量的“不下降”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与此同时，发展带给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快速提高并进而促使人们所追求的生活质量纳入了诸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和放心的食品”等环境质量。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质量需求之间“一升一降”的强烈反差无疑加大了人们群众对环境的关注度和“不满意”。这次APEC期间的北京空气质量引起人们“围观”，无论是“调侃”还是真诚的“关切”，其背后实际都是包括对“蓝天”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改善的强烈需求甚至是渴求。这已经成为当今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压力，更是一种新动力。

这里，不妨将北京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视为中国改善包括空气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向污染宣战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一次积极且有不错效果的“地方试验”。姑且不论成本，单从这次试验的效果看，可以说基本达到了试验的目的。类似的试验在此前的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及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期间多次进行。试验效果也应是无一例外的“还不错”。尤其是2010年长达6个月之久的上海世博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试验”，可称得上是场“中试”甚至是“小试牛刀。这些“试验”从数天到数个月、从北方到江南华南、从夏季秋季再到冬季、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单打独斗再到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联防联控，可以说试验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所取得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这些试验，从小的方面讲将有益于提高未来应对雾霾等空气严重污染防控对策的科学性、对策作用点的精确性以及防控成本在改善空气质量或缓解空气污染程度上的有效性；从大的方面说，无疑应是中国探索从“APEC蓝”到“世博蓝”、再到“常态蓝”的空气质量改善的中国模式的良好开端。

这次北京APEC会议的试验之后，应到了编制“试验报告”的时候了。试验报告的内容，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试验报告所应包括的比如试验期间各防控区域内所有监测点站的空气质量情况、同时期的气象条件、每次试验的空间范围、防控对象（如重点企业、建筑工地、机动车出行等）及防控程度等以外，还应一项非常关键的就是防控方案的实施成本或代价。这笔经济账必须算清楚：不仅是花了多少钱或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成本的构成，成本有效性如何或者说这些成本能否承担得起，更为重要得是这些成本如何分担？

其中，成本能否承担得起是判断这一路径可行与否的依据，这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或公民个体作为理性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还是人民群众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迫切要求，现在到了追求并尽快实现“常态蓝”的时候了，尽管实现“常态蓝”的成本可能会很大。一方面，有一句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尽早些偿还历史欠账无疑能最终“少付出些”；另一方面，这一代价也许真得是看上去很大，如果摊到每个人头上也就那么多。而且，我们历次的试验和最终控制从“APEC蓝”到“常态蓝”路径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更少的代价实现包括空气质量在内的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而成本或代价的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和社会之间分担？这关系到能否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形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合力，将是建立健全彻底地解决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性措施和长效机制的关键。这一过程或目的的实现无疑将依赖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仅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相关领导的口头上，而且落实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治污的行动上。人心齐，泰山移。这里不应理解为传统的“人定胜天”，而说是每个人在改善包括空气在内的整个环境质量改善上贡献一份力量，加起来就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也将最终体现在“常态蓝”、“美丽中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