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老师这一称呼的敬重，是从儿时记事时就开始的。当时有个在村小学做老师的邻居，我几乎每次碰见他，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让我上学呀”；而他每次也都是同样地回答我：“快了～”那时，我感受到了，做一名教师能带给孩子们希望。

读小学四五年级时，教数学的国（老家言念“Gui”音）老师家住在县城，每天骑自行车3公里来我们村，从来不迟到；阴天下雨，从村里到沙石公路，还有1公里的泥泞的、乡村土路，这一段路向来是“车骑人”的；为了一本教学参考书，他骑车去25公里以外的济宁帮我们全班去买；他并不是我们班主任，经常带我们做游戏、教我们唱歌，我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参加县一中上午的考试，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他在县城里的家里吃饭、午休，再去参加下午的考试；尽管那一年考一中我落榜了，度过儿时为数不多的一个“灰色夏天”，但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棵给国老师家院子里的布满阴凉的大葡萄树和考试那天吃起来还有些酸涩的“早”葡萄，也燃起我复读“小五”和第二年再考一中的决心；多年以后，老师和同学见面，哪怕当时很调皮、学习成绩差的同学也谈及雨天下课后，悄悄去帮国老师抠掉自行车轮与支架间塞满的泥巴～那时，我读懂了，做一名教师带给学生的爱。

在一中读书时的班主任梁老师，几乎每天起床铃一响，他会站在宿舍门口，招呼我们起床、出早操，每天晚上熄灯，他还会在我们宿舍门口，叮嘱我们不要说话，快点入睡。有一次，一个同学病了，在宿舍里休息，我们同学则轮着照顾他，梁老师从家里做好饭菜，端过来～现在想起，依然是感动。一个没有教过我们的老师，在新婚那天晚上，还要跑去学生宿舍时“查房”。每次回老家，我经常会抽半天时间，去一中走走，在校园坐坐，不告诉一个同学和老师，不是我不想念他们，而是我想念中学那些教过和没教过的、在职的和退休了的所有老师。我那时，我读懂了，做一名教师的责任与爱的交织。

从读大学一直到博士毕业，我在长春十年，跟了同一个导师——尚老师。尚老师那时是系主任。在我们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母亲用家乡土织布给我做的被褥“暴露”了我这个“山东棒子”（尚老师老家也是山东人，他总是叫我而且彵自称为“山东棒子”）身份，接近了我和他的距离，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区域环境规划方法综述》、硕士论文《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博士论文《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方法》；在尚老师家里，我们这些弟子会跟着他儿子一起称呼他“老头儿”，他儿子看到我也会提醒尚老师“你干儿子来了”。博士毕业时尚老师本打算留我在身边继承他的“衣钵”，我还是执意去了上海，他心痛着但依然将我“放飞”：“上海舞台更大，机会更多”。那时，我读懂了，做一名教师的“大爱”。

还有一个被我称为“大爷”的老师，他是文革时下放到我们村落户来的，是我们家对门邻居。在我读小学二年那年（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落实政策后他就搬家回到了县城，但我们两家一直像农村走亲戚一样来往着。他出生于1921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一个瘦小的老人”。抗战时随迁到大西南，后面解放后又回到老家新成立的县一中教书，我读小学和中学时县里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几乎是我从“牙牙学语”时，就跟着他学儿歌，听他讲故事，然后再教或讲给其他伙伴；小学地理课上老师讲到“鄱‘Pan’阳湖”，他给我纠正“鄱‘PO’阳湖”；开始读小学时，他就给我说，将来在读县一中，要读大学；小学毕业那年，没有考上县一中，他托他的一个在县实验小学同样是教师的学生，于是我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早期“择校生”，并第二次“小升初”考试中成功；上了大学、考上研究生、读了博士、做了博士后、晋升了职称，每一次的学业和学术上的进步，我都是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大爷老师”；每次回老家，如果上午到我会下午去，如果是下午或晚上到，我会第二天去，如果妻子和女儿一起回老家，我们全家就会一起去看望大爷。一直到2012年春天，92岁的大爷在卧病多年后离开了我们。很遗憾，我没能回去再看大爷一眼，没能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据说，出殡那天，县里去了好多人，都是他的学生。那天我没有在现场，却也读懂了，做一名教师，一生付出后的最大回报就是受人“尊敬”，“行为人师、学为世范”八个大字是刻在一所知名师范院校校门上的，也是铭刻在所有为人师者心上的，也是作为一名教师要终生追求的。

上午刚刚参加完女儿所在学校的开放日，简短的开放日仪式上，“教师节”这一关键词自然是少不了的。学生代表给老师们赠送了“桃子和李子”。这一刻，我和大部分也是老师的所有家长，都读懂了其中的寓意：“桃李满天下”这一祝愿，不仅是给了女儿、女儿同学的老师们，也给我们这些同样做老师的家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