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6年11月1日）中央深改组通过《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这是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又一重要制度。意见强调按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脆弱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并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编制空间规划的基础，确保生态功能不弱化、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文明是指人类远离荒蛮的状态,是一个与荒野相对的概念。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是我们长期追捧经济性、物质性文明后明确要转变观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中的生态即“原生态的自然”或荒野，生态文明理念就体现在人类社会对荒野价值的认识和对待荒野的态度上。

无论是贝尔荒野求生的电视节目，还是罗伯特·麦克法伦《荒野之境》的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人们对荒野的渴求。荒野，似乎弥漫着一种神秘的诱惑，蛮荒和原始，给人们带来对未知的恐惧，这恐惧又让人们隐隐激动不已。过去很长一段暑期，人们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活动是通过对荒野的开发，产生了效益甚至缔造了人类文明；类似“一座新城在荒滩拔地而起”新闻报道屡见报端，就是人们习惯性地沉醉于对荒野征服的成就感的真实写照。无论对荒野还是对文明，人们似乎都有着渴求和恐惧。

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荒野”不可缺位，甚至生态文明内涵、理念、原则、建设内容之中就蕴含了“荒野观”或荒野保护。

这或许这是经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经的一条路。从美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一点。自新大陆殖民以来，人们对荒野的认识和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50余年间经历了两次转变，由恐惧和敌视荒野逐渐转为欣赏和珍爱荒野，再由承认荒野的审美和精神价值的浅表认识到基于生态思想对荒野多元价值的生态学认知的深刻转变。这个时期美国涌现了崇尚荒野的户外运动，人们的阅读和休闲情趣也倾向于野性，同时荒野保护运动也逐渐兴起，并由此带动了美国相关荒野保护的立法，如1890年的《约塞米蒂公园法》、1891年的《森林保护法》和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法》。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20年间，生态学在美国迅速发展并赋予荒野以生态内涵。在审美和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荒野保护被融入了科学和伦理要素，强调土地共同体内部的有机关联及对自然的谦恭和尊重。1964年的《荒野法》和1980年的《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资源保护法》强调要保护“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现了要实现文明与荒野共存的梦想。

从十八大报告提出“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到2015年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明确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等的开发边界，以及耕地、林地、草原、河流、湖泊、湿地等的保护边界”（简称“三个空间两个边界”），以及近日通过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都强调了“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体现了我们须平衡开发与保护、协调文明与荒野的关系，不仅对当今发展方式反思，也体现了对未来生态美好的期许。人类需要文明，也需要荒野，享有和感受荒野是当代人和子子孙孙应该得到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之所以要保护荒野，从小视野来看是要保护荒野的多重价值，从大视野来看是要平衡文明与荒野的关系，破解文明过度扩张及由此带来的压缩荒野空间的问题。

在人类开发荒野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却反方向地走上了一条回归荒野的历程。因为正如荣格所言，人类精神史的全部历程，就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历史地看，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不仅取决于官方的政策创新与立法智慧，更取决于思想观念和伦理上的革命。

本文刊于今日（2016-11-03）《解放日报》新闻客户端——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