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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8——中华文明向何方？

已有 11527 次阅读 2014-7-25 06:36 |个人分类:反思|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文化, 科学, 信仰

中华文明正在三叉路口上，一边是坚持传统吸纳消化西方文化的精华，一边是彻底改造文化基因成为西方的同类。

在漫长的几千年，我们曾被外族入侵统治过，但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包容吸纳外来的异端。百多年前我们被打痛了，输入革命图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血火战乱，折腾除旧，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蓦然醒来，回到务实的中庸传统，不争议，不拘一格，埋头建设，取得了不俗的物质成果，精神上却前所未有的空虚，在涌来的影视、广告、评论、新闻等西方意识形态的洪流中，急于跟上潮流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自信了。

中国经济和国力在200多年前的历史中大多领先世界，科举和官员选拔制度曾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盛赞，形成了现在通行的文官制度，伏尔泰甚至鼓吹过“全盘华化”。【1】即使在笛卡尔、培根、牛顿、卢梭和启蒙运动之后，在清朝腐朽统治下的18世纪下半叶，中国仍然是相对成功的，所占的全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750年的32.8%，增加到了1800年的33.3%.转折点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从1800年的33.3%，下滑到1830年的29.8%，再下滑到1860年的19.7%；而英国则从1800年的4.3%，激增至1830年的9.5%，并于1860年以19.9%的份额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2】

到了这时，中国不再具有一个海盗郑芝龙，便能够打败荷兰和欧洲所有国家海军的军力了，两次的鸦片战争和大炮巨舰让天朝贵人沦落为东亚病夫。战争是转变人们思想的暴力，这被归结为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研究不仅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也造出武器以力服人，这最终展现出的威力，以致命的说服力成为必须跟随的对象。

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一直领先的经济和辉煌的文化没有结出科学之果呢？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兼容科学思想，还是必须彻底抛弃才有希望？这得了解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与苏格拉底、芝诺、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同时期，中国正处春秋战国，几个学派都对“名”和“实”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名”是抽象的观念和语言能指，“实”则是具体的事物和所指。儒家有“必也正名乎”，法家有“综核名实”，墨家有“以名举实”。名家提倡“循名责实”的学说。“正名实”，是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公孙龙（320～250 BC）是名家的代表人物，用逻辑思辨来分析事物，研究如何精确地运用概念和语言，这是基础领域的研究，与现实和政治应用无关。【3】【4】

赵孝成王十年，齐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敦，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绌。【5】

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56年，公孙龙游历列国，以其学术研究相询，各家莫与能辩，门客三千的赵国权相痴迷于公孙龙的逻辑悖论，请创立阴阳五行学说的大师邹衍与公孙龙进行学术辩论，邹衍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辩论目的只要分辩意思明白所指就行了，纠缠于语言和逻辑的严谨性思考，于解决实际问题无益，对国家治理和个人修养有害。这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从此公孙龙为代表，对抽象概念逻辑分析的研究退出中国学术舞台，他的思辨被斥为诡辩。而阴阳五行学说，因为对政治，军事和医学的实践有指导意义，成为研究系统变化规律的通用模型。

与这事件差不多同时代的希腊，亚里士多德（384～322 BC）得知芝诺的悖论时，却极感兴趣，与他的学生们认真探讨，用以磨砺充实形而上学理论。传至欧几里德（325～265 BC），终于奠定了用抽象逻辑推理方式来证明定理的西方数学基础。

人脑中神经网络决定了，智力的基础是模式识别，推理基于联想记忆，逻辑不是人固有的能力，也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而是人脑依照规则训练出来的技能，用来作为精确知识传递的工具。它不可能遗传，只能通过学习训练来获得。悖论的思辩是严谨逻辑推理的必经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错过了名家为代表的思辨研究，没有建立起严谨的抽象和逻辑推理学术基础，只依赖于本能的模式识别类比推理。这局限了数学的发展，在西学东传前，中国只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算法和例示的结论，没有针对一般问题的公式和定理。对物理的研究缺乏精确的定量结果只有定性的变化模式。让我们在历史上只有技术发展，没有公式理论。这是我们文化必须补上的课。

严谨的概念抽象和逻辑推理只是一种训练，这个来自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被任何文化所兼容吸纳，中东、印度和中国学生一但接受数学训练，数理成绩都不比西方的差。所以传统文化不成为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真正的不同是对“真理”的态度。这个本质的区别源于文化的基因。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教义不同，但都崇拜一个唯一正确的上帝，这个一神的观念排斥了任何与之不同的权威，其直接的推论是，世上有着唯一正确的客观真理，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意旨，后来在科学里被解释为自然规律。追求真理是信仰崇拜的表现，深植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德。

中国文化是务实的，当西方致力于上帝崇拜时，儒家对鬼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不感兴趣：“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求知的动力是人在生活、经济、战争和政治上的竞争博弈。理解事物变化模式和用试错反馈方法在实践中来寻找平衡和控制，是中国传统应用知识的方式，从烹调、医疗、治国、军事到计算的迭代算法无不如此。我们不关心世界到底是什么，只关心怎么变成和保持所希望的状态。西方爱好自然科学理论，中国喜好控制和博弈技术。前者穷究细节追求绝对正确的真理，后者用简单黑箱模型描述系统，寻求恰到好处的控制，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庸状态。这务实的态度，让我们在经济和管理上保持历史上长期的优势。

历史上西方不事生产的神职人员，出自对真理的追求，利用演绎推理，醉心于理性思辨。自基督教开始流行一千多年中，虽在数学、文艺和哲学上有些发展，追求的是对上帝意旨的诠释。即使伽利略和哥白尼的研究更符合实际，也因不符教义而遭禁止和迫害。真正改变这个局面是在人文主义对神学反叛后，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提出以观察和实验来发现和检验的科学方法【6】，这才将理性思辨落力在现实世界上，发展成对生产技术实用的科学研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和战争军方的需求下，科学研究才开始飞速的发展。

如今我们继承务实的传统，以经济发展、生产需求为动力，接受西方学术成果，致力科学研究，发展技术，希望像历史上一样，用我们的文化来包容，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复兴中华文明。为什么满腹西学的精英对此十分反感？

因为西方的文化基因是一神论，只有一个真神，只有一种真理，不容许异端。为这理念奋斗才是“追求真理”。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你与我不同的部分都是错的，中国文化能在“先进”文化中有投影的部分是可取的，其他都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兼容并蓄容忍矛盾是缺乏信仰，只重功利的山寨行为。认为这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依此，以中国传统学术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和各种技术，缺乏科学根据，用现在科学知识不能解释，所以必须抛弃或改造。

在西方的真理中，人曾经只是神的玩偶，被压抑了一千多年后才反抗，整个西方的思想史几乎是信仰与人性的搏斗史。对上帝的崇拜深植在西方文化中，是他们痛苦和骄傲的根源。所以无法容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早就僭据了世界的中心，对鬼神敬而远之，即使村夫愚妇对神灵的态度也是在敬畏中役使，遇事求神拜佛，供奉膜拜只为祈福护佑，殊无崇拜的虔心。西方传统道德观念来自圣经的教诲，所以无法理解没有信仰如何有道德。对儒家以祖先和宗族崇敬，光宗耀祖为荣，不使蒙羞的动力，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认为是愚昧落后的封建糟粕，而西方基督教虽有明显的奴隶制色彩，却不妨略其详而取其意，着眼于美好的精神追求。

西方习惯慑服于神的权威，认为权力和权利必须来自神的恩赐或神圣的天赋，所以帝王要教皇的加冕，总统要用契约的权利让渡来证明合法性，至于这个契约是坑蒙拐骗来的还是城下之盟并不深究。而务实的中国百姓千年前就有成王败寇，有谁让我们生活好就拥戴谁的心态，有识之士大多不信忽悠，有穿越“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的能力，连君王都知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政权既不靠神也不可能靠契约来保障的本质。

西方的“追求真理”注定了，喜好强加于人的侵略性。而对应于中国务实文化基因的追求，则是中庸，包容矛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否做到是修养的问题。

研究科学要“追求真理”，如果指的仅仅是探索中的执着精神，这在各种文明中都是视为美德的。但如果特指坚持一种绝对正确排它性的“真理”，就要思考，这个信仰中的观念是否真实。

世上许多习以为常、十分神圣的观念，不过是经过长期灌输视为真理的谎言，其实都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例如：将自由民主与排它性信仰共治一炉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如果依照逻辑，自由是不受约束，民主是容忍分歧，它们与排它性信仰的组合，要么只是策略性的容忍，要么已经是放弃了追求真理的信仰。科学是一个不断改变其定义的概念【7】，许多客观规律也许只是用语言的概念钩织出来的幻象【8】，我们却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用它作为标尺排斥一切异类。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思想有否价值，这要先问：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真的能从微观机制中了解宏观系统吗？我们知道对硬件的研究，不可能了解软件的功能，那么怎么可能从解剖和分子机制中，就能了解人体和维持健康？现代科学所了解的世界不过是用“合法的”研究方法在大地上开辟出的公路网，大道之外是更广阔的未知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离开大道，用现在科学还不能理解的方法来探索自然的秘密？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造成伟大进步的思想方法不一定是一样的，真实的世界未必是在现在文化知识下我们所感知的那个幻象。文明发展的一时优劣并非完全是由其内在的因素所决定，偶然的因素和环境会起很大的作用，中国兼容性与西方排它性的文化基因不同，就像进化中的不同生物一样，只要不被扼杀，中华文明未必不能发展出更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体系。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