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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肺活量测量值的种族差异 精选

已有 1394 次阅读 2018-3-5 15:59 |个人分类:Health Science|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Ethnicdifferences in spirometry measurements in China: Results from a largecommunity-based epidemiological study

中国肺活量测量值的种族差异:一项大型基于社区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
RUOHUA YAN,LAP AH TSE,ZHIGUANG LIU,JIAN BO,EMILY Y. CHAN,YANG WANG,LU YIN,WEI LI on behalf of PURE-China Investigators

介绍
      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和残疾造成了日益加重的全球负担,特别是在中国。始终低于平均水平的肺活量测量值很可能预示着慢性呼吸道疾病。中国人的1秒强力呼气量(FEV1)和强力肺活量(FVC)值明显低于北美人和欧洲人。肺活量测定值的这种差异无法完全用人体测量因素(身高和体重) 或社会人口因素(年龄、性别、城市或农村环境以及教育水平)来解释,但可能归因于种族间的环境或遗传变异。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调查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肺活量测量值的种族差异的程度和基础。
      我们通常将强力呼气量或强力肺活量值作为肺部健康的国家级指标,而不具体说明任何进一步的异质性。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8]拥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中国民族间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导致影响肺部健康的各种室内和室外环境暴露。每个民族的特定遗传背景也可能影响肺活量测定值。因此,经调整固定的人体测量特征和其他潜在干扰因子后,中国少数民族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可能与汉族有所不同。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民族人口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比较影响中国各民族肺活量测定的基线因素和描述种族对肺活量测量值的影响,我们从全球前瞻性城市和农村流行病学(PUER)研究中扩展了这项研究。我们还调查了参与者的居住地(不管是否为民族自治地区)的影响,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居住在其民族自治地区外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有较高的空气污染暴露水平,但对体力活动的需求可能会减少,这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肺活量。

方法
      2007年至2009年间,我们从中国的四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招募了7137名年龄在35岁至70岁的个人。我们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肺活量测定,并使用非线性乘法回归模型比较了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傣族和汉族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

结果
      分析中共包含了2005名健康的从不吸烟者。对于所有民族来说,肺活量测定值均随着身高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男性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始终高于女性。 经调整包括身高、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在内的潜在干扰因子后,与汉族相比,蒙古族的强力呼气量高4.42%(95%CI:2.11-6.78%),维吾尔族低4.08%(95%CI:1.33-6.76%),回族低4.39%(95%CI:1.33-7.35% ),傣族低4.72%(95%CI:1.80-7.55%)。关于强力肺活量,我们也观察到了相似差异。

讨论
      我们的研究评估了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健康的从不吸烟者的肺活量测量值的民族差异。我们发现各民族之间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存在显著差异,这无法用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居住地或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只有蒙古族人的经调整后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高于汉族人,而维吾尔族人、回族人和傣族人的肺活量测定值明显低于汉族人。居住在民族自治地区与强力呼气量或强力肺活量值的增加密切相关,这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与汉族和其他三个被研究的少数民族相比,蒙古族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值最高。以前的研究表明,蒙古人的肺活量测定参考值与高加索人相似。[20]众所周知,高加索人的肺功能比世界上其他种族的人都好,包括汉族人。[5-7]在我们的研究中,维吾尔族、回族和傣族的经调整后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值均低于汉族。利雅得研究也指出了类似的种族间差异,该研究显示中国人的肺活量测量值高于阿拉伯人和新加坡人。同时,全球PURE研究指出,东亚(包括中国)和中东的典型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值高于东南亚。[5]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内的中东地区的多数民族与维吾尔人和回族人有着密切的遗传关联。东南亚中南半岛大多数国家毗邻云南省,一些种族与傣族同源。
      除种族差异外,我们还观察到参与者居住地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的差异,即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肺活量测定值普遍高于非自治区居民。出生后暴露于社会或环境特征以及固有差异可能共同影响种族间的肺活量测量值。由于大多数民族自治地区都是位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农村背景,因此,与居住在城市非自治区的居民相比,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空气污染暴露可能要轻得多。此外,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生活在民族自治地区的人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的体力劳动,这可能会改善他们的肺功能和健康状况。
      我们的调查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引导人们进一步调查社会和基因环境因素对民族人口之间的肺活量测定差异的影响。 如系统综述所示,[6]肺功能的种族差异主要归因于与遗传有关的固定人体测量特征或随地理区域和时间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环境暴露可能并不能反映出生时的情况,这对肺活量的增长有更大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肺活量测量值之间的关联有限。
      我们研究的优势在于,我们首次系统地调查了人体测量和社会人口因素对年龄在35至70岁之间的中国成年人的肺活量测量值中种族差异的影响。 我们运用了产品系数的非线性乘法回归模型来表示百分比偏差,这是一种非常有用且独具优势的模拟肺活量测量的方法。
      全球PURE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其他地方已有描述,并且我们也承认我们研究的特定限制。第一,我们研究的样本量很小,特别是对于某些种族,例如回族。然而,各民族之间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样本量可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第二,为了确保各组之间的样本量具有可比性,我们将四个不同省份的汉族组合在一起,而不考虑任何地理差异。然而,如表S4(补充信息)所示,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与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汉族人具有相似的基线特征,这证实了来自新疆、青海、内蒙古和云南的汉族人是中国主要汉族人口的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样本。
      第三个限制是种族的鉴定是自我报告的,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类可能会混杂在一起。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家户调查核查了父母背景的一致性,并发现偏差很小(结果未显示)。
      由于每个族群中包含的女性均多于男性,因此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在调查时可能更多的男性正忙于工作,所以男性的参与率低于女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女性更加耐心并更好地遵守了这项研究,因此女性肺活量测定的质量高于男性。因为我们的研究仅涉及从不吸烟者的合理肺活量测定数据,由于吸烟史或不一致的肺活量测量值,因此我们排除的男性多于女性。
      总之,这是首个基于社区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国族群肺活量测定值差异的数据。我们发现,与汉族相比,蒙古人的强力呼气量和强力肺活量明显较高,而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傣族的肺活量测量值较低。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国家肺活量测定指南的修订和肺部疾病诊断和管理的临床实践。

文章在线发表于Wiley出版的期刊Respirology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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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Philip Bardin and Paul Reynolds
学会:Asia Pacific Society of Respirology
2016影响因子:3.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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