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浙江出差的主要目的是参见一个全国文化研讨会。顾名思义，参会的大多是来自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人文学院专家、学者，除了像自己这样少数几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门外汉。对待同一问题，自然、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显然不同：文科的专家习惯于从一段诗词、一首歌赋中去挖掘作者的内心世界，讲起话来娓娓动听；而理工科的专家则通过一个乡村的典型案例调查、严格的数据分析去摆事实、讲道理，做起报告来思维清晰、思维严密。

其实说其文化，包含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器物文化容易理解，体现为墓穴、石窟、雕刻等各种人文古迹和现代各种物质财富；制度文化则是有关器物文化管理利用的规章制度，最难理解的是精神文化了，表现为理想、观念，其核心是信仰。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莫不与国民的信仰缺失有关。在世界民族之林，大约70%左右的人口拥有各自的信仰，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犹太教。拥有信仰的民族，认为的人的生命分成2个部分：今生和来世。今生就是人的寿命，短的不过三、四十，长的不过100岁。按照宗教的教义，拥有坚定信仰并实践履行的人们，尘世后会有永生。因此，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虽然也有个别腐败、丑陋现象发生，但民族的道德底线在强大的宗教教义约束下尚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建立在较为持续地基础上。而回顾C国，如果说官员贪污重色、学者剽窃作假、法官贪赃枉法还只是局限在某一类人群上，那么毒牛奶、假玩具、黑砖窑则更多地体现了整个民族道德的缺失。

没有信仰民族的典型特点是重视短短尘世的虚化，普遍存在着在今生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奢望。吃长生不老仙丹、占有成千上万的妻妾、让太监去势、死后让妃嫔殉葬的思想，活埋数十万战俘的做法，则是这种穷奢极欲心态的典型表现。帝王如此，成了气候的贫民百姓更是如法炮制。于是便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草民呐喊。古代如此，现代也难逃历史的宿命。文革期间著名文人骚客为站稳立场向伟大灵秀违心的歌功颂德，上山下乡期间女知青为返城与村支部会书记的暧昧关系，改革开放期间国企女职工为摆脱下岗厄运主动向贪钱好色掌权者的投桃报李，新时代大学校园莘莘学子为职称课题向肉食者的卑躬屈膝，凡此种种，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没有生命的威胁，没有刀枪的强迫，却一再丧失了道德底线，只是为了在有限的尘世生活的好些。

那么信仰又是如何形成，它的决定因素又是如何。古人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顾名思义，一个国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条件是决定国家文化甚至信仰的客观物质条件。学过地理、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三面环山、只有一面临海，高山、丘陵、沙漠占了三分之二，自然条件恶劣，人均居自然资源缺乏。封闭的自然环境，使C国历史上很难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度，只有拥有集权，才能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权力成了历代帝王乃至贫民百姓希冀的资源，人权、民主意识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使国人重关系、亲情，轻法制。落后的农业经济，又使国人缺乏环境卫生意识。自然，欲改变国人的精神文化、信仰，需改变C国的水土；而一个国家水土的改变，没有若干代人的演变，谈何容易。须知，基督教从萌芽（《旧约》中的摩西）到成型（罗马帝国接纳为国教），经历了2000多年，在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近千年的黑暗年代，至二战以后才趋向完善，前后长达3000多年。而C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一个能为全民族接受的信仰的建立，所需的时日其漫长得难以想象。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坚定信仰、高文化素质民族的支撑，任何变革都注定前途未卜。因为，制度要靠人来制定，靠人来实施。人的素质低下，好的制度难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或从国外引进过来，也会在执行中走形或中途夭折。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此生注定要在这充满矛盾与不公、斑斓起伏的变革年代度过，也许因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变得不幸，也许因钻了制度的空子而成为改革大潮下的弄潮儿。无论有幸或不幸，我们人生都是时代的产物，学习、生活、婚姻各个方面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