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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反思：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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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差不多90年前，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这样写道。在汶川地震后，围绕地震能否预测的争论不绝于耳，借用胡适的这句话来评论却也恰如其分。
类似于胡适批评的“好听的‘主义’”、“外来进口的‘主义’”以及“纸上的‘主义’”，检视汶川地震之后的种种争论，可谓屡见不鲜。
胡适还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在我们反思与总结汶川地震的诸多问题时，这句话应该被奉为圭臬。
最近，有学人站出来指出，无论是“地震不能预报”的看法还是“地震可以预报”的看法，都是对的，也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当我们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时候，我们需要具体指出地震的哪些性质是不能预报的；而当我们说“地震可以预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指出“可以预报”的是地震的哪些性质。如果这些关于“可预报性”的讨论不能导致建设性的、具体的认识，那么这种讨论注定无人喝彩。
说这话的人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良。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没有奢谈主义，而是重新审视和梳理了统计地震学的基本科学问题，以此重建讨论问题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在“地震能否预报”这样的科学问题争论中，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帽子乱飞，这显然不是科学辩论和理性思考的行为。科学的争论，还应使参与争论的双方免除道德强迫的忧虑，静下心来彼此倾听、相互交流，就具体的科学问题作讨论，进行深入的工作。否则在下一次悲剧重演时，我们还将听到类似的毫无建设意义的争论。
回顾20世纪末《自然》杂志组织的关于 “地震可预报性”问题的辩论不难发现，科学界关于地震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不能作出令人满意、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参与这场辩论的学者普遍认可，“现代地震学依然不是一门不能挑战的成熟的科学。”由此构成我们对现行科研思路、技术路径与科技管理策略进行反思的基础。
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时时追溯中国地震预测研究的“邢台时代”，尽管按照现在科学发展的水平，那是一个科学性、严谨性不够的年代。但是，在邢台地震现场，无论是大科学家李四光，还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信奉实践出真知，愿意以谦虚的心态把地震视为未知问题来对待，而且在震区不遗余力地开展实验观测，寻求对地震现象的科学把握。这样的实验精神应该让今天奢谈主义者引以为鉴。
更为难得的是，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亲自参与设计地应力观测仪器、为观测台站选址、指导观测、分析研究观测数据，贯穿地震预测研究的全过程。然而邢台地震后，这样优良的作风逐渐失落，并未能够在地震系统大范围坚持，如今取而代之的则是做仪器、观测、分析预测和科研彼此割裂的体制以及刻板的管理规范，甚至连分析预测工作本身也被人为地分隔成长中期与短临两端，首尾不能连贯，前后不能相顾。
中科院院士马瑾曾经指出，地球是一个整体，地震研究需要宽阔的视野；地震过程是统一的，涉及频域范围很宽的多个物理量，需要多学科互相检验；很多深入的机理问题、技术问题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实验场解决。
地震预测研究的很多问题说不清，归根到底是现象不明、事实不清，这首先取决于观测技术。毕竟地震科学是一门建立在观测基础上的科学，它每前进一步都依赖于观测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观测对象认识的深化。由此，回到文章开头处胡适的话，“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汶川地震前一个月，总投资20多亿元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刚刚验收，究竟哪些观测手段取得了有意义的观测资料，值得认真总结探究。
美国PBO计划的研究表明，测震学、GPS与钻孔应变在观测优势频域以及精度上相互补充。然而按照科研规律，在三种手段彼此重合的观测频域应该设计相互比对的科学实验；即使是同一种手段，为确认其观测物理量的客观性也需要就地展开类似的比对实验。但事实上，在我们引入西方科学手段的同时，并未同时学到其作观测研究的思路，在严格性上做得并不好，一些引进的技术手段本身许多“魔鬼般”的细节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才逐渐显现。
在既有的地震观测技术体系中，地震前兆观测方法不下数十种。每种方法都凝结着有关研究者多年的心血，每种方法也都记录过地震前的异常变化。但是，有关震前异常变化的定量的科学描述和自然检验并不尽如人意，因而现有地震预报研究依然停留在初期的经验预报阶段。
一些前兆观测手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大概在于有人认为其“科学性不够”，可是这究竟是基于理论的偏见，还是事实的判断，试问谁又去对各个手段的技术细节作了认真的了解呢？在不了解、不支持、不争论的策略下，有的研究者甚至“连个争论的人都找不到”。这显然不是从事科学的正确方式。汶川地震后有评论认为，国内地震研究的科学共同体缺乏开放性，所言非虚。
对汶川地震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除了对科学问题的讨论之外，充分的信息公开是必要的，这将使讨论更加深入。中国地震系统正在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带动开展汶川地震科学总结与反思，我们期待汶川地震震前的资料能够全面公开，化惨痛教训为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在未来降低悲剧重演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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