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回国,办理各种手续后,12月底入职。入职前,我曾从浦东父母家中乘车两小时到学校,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首先,环境是陌生的,学生是陌生的。其次,在没有安顿好办公室和学校宿舍之前,自己仿佛是没有根基的浮萍一样。第一天见到办公室,门打开了,一位老师很热情地把我迎接进去,那里有一张他的“老板桌”,还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旧的办公桌和两张老式沙发,都是以前留下的。靠墙的一面,都是顶天立地的、非常稳固厚实的书架,书架的“肚子”里都是以前留下的书报杂志。隔壁还有间房间,里面放着那位老师的实验装置和几张桌子。那天,我感到和想像的不大一样。我当时想,就这样的条件也能开展科研?过了一阵才知道,楼下还有个借用的实验室,不时还有些教学实验在进行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全国都普遍,甚至有的学校,系主任都和别人合用实验室,都和学生、老师坐在大厅里面:教师的人数逐年增加,而用房并没有增加,后来的人甚至找不到空间。并且根据职称的不同和学生的人数,按规定都是有用房面积标准的。
刚入职时,还得重新写科研计划,拿到启动经费。启动经费当然不是一次性到位,过了3个月得了18万,只够买一台气相色谱,还搭建不起反应装置。再过了3个月又盼来了15万,这才搭建了反应装置。还有12万,分为两批,第2年和第3年给。没有钱的时候,感觉有些茫然。电脑和桌子都是借钱买的。恰巧入职后没过几个月就到了申请基金的季节,我就整天坐在电脑前整理以前的数据和文章,并撰写项目申请书,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时侯,我充满了各种感觉。首先就是羞于见人,不想在路上遇到以前化学系的老师,我总有“自我疑虑”仿佛自己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似的。其次就是有心虚的感觉。每次到食堂吃饭,我都龟缩在角落里,仿佛自己白拿国家俸禄似的。当时我的脸皮并不厚,总感到拿了用人单位的钱,总得给用人单位出东西。如果三年都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无法向用人单位交代!2010年,我破釜沉舟拿了2个项目——青年基金和博士点基金。
整顿空间,先从办公室开始。我逐渐地丢弃了合用的办公室里的巨大的旧桌子——那个桌子在搬动的过程中的确坏了,把旧沙发给了系办公室,买了气相色谱,搭建了反应装置,就在那个既是办公室又是实验室的房间里。白天,和那位老师面对面坐着打电脑,怕搞仪器打扰他。后来,科研压力与日俱增,我就在这间房间里搞起了科研。
妻子2009年11月随同我回国后,2010年9月回到美国再做博士后。我和她吵了一架。我认为应该在上海找工作,哪怕当讲师也行。但她执意去美国。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不是很高兴,另一方面,我想趁她出国的时候多干些活,以达到用人单位“小合同”上的目标。于是,她去美国了以后我日夜奋战,虽然心情还是有些迷惘:想找人说话的时候,也许她还在梦中。在那个阶段,小孩的适应能力还成,似乎没有什么心灵的痛觉,每天和“住在电脑里的妈妈”视屏。
2011年,我中了面上项目,去食堂吃饭也腰板挺直了。2011年10月,系里给我和那位老师增配了一间能望见远处的办公室和学生的座位。搬进那间办公室,我才发现一个空间利用的诀窍:不要面对面把两张桌子放在一起,那样的话空间显得拥挤,最好背靠背,两张桌子分别顶住一面墙。有新办公室的感觉真好,虽然小了些。于是,我让人把老办公室里的巨大的书橱都拆了。恰巧那年我评上了学校的人才计划,学校给了我15万,我把这笔钱和2011年秋天到位的6万元启动经费,加上自然科学基金中可以增添设备的钱,又买了一台气相色谱和测试、表征装置。2011年11月,妻子从美国回来,找到了教职,生活这才开始走上了正轨。
回国前听别人说开展工作很艰难。现在有了切身的体会。人和人之前都是有差别的。有的人拿着几百万科研经费,一来就是教授、博导。按照当时给我的条件,做起事来非常困难,这也是起步、发展的客观规律。刚回来的时候,我整理着旧的数据,写综述,同时做着其他事情,包括搭建实验装置、申请项目、备课等等。后来我和别人开展科研合作,自己也做些实验,同时还要备课、上课、指导研究生等。在这三年中,也曾不到前进的灯塔,但是我咬紧牙关一直往前走。回头想想,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各种机会,包括获得3个项目、评上学校人才计划、增配科研经费、增配办公室、破格评为博导等。回头想想这三年,真像在“长征”一样。
后记:修改后由《中国科学报》刊登: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6118
聊聊“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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