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8月30日，《法制日报》周末版记者电话采访后，形成的稿件中涉及我的部分观点和言论，未征得同意所以不能原文照发，我整理一下附后：

　　（1）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和之前出版社改革的经验来看，应该会继续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现有的编辑应该会保留原本的事业单位编制身份，档案也依然留在学校，退休后也依然按照原事业单位规定计算养老金和待遇。在工作期间，到企业工作，服从企业要求，工作期间薪酬待遇按照企业标准计算，但企业的薪酬标准比照事业单位一般是会有所提高的。只是以后入职的新编辑，会按照新的企业标准来确定。在出版单位以后的招聘中困难这个情况是肯定的。你看现在大学要招人很容易，但出版社就比较难，原因之一就在于事业单位身份隐藏的福利。

　　（2）参考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最终不会是只有“所有编辑部全部转到企业去，由企业组织学术专家来搞学术出版”这一种模式。目前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体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学科教师为主、编辑为辅配合，编辑人数少，主要负责学术评价及其组织，围绕主编进行工作，出版和发行分别交给印刷厂、邮局和网络公司，那么改制对其冲击并不大，把它本来就不太重视的出版发行部分交给企业，出版发行会做得更强；受影响的主要是以编辑部为核心运作的期刊，对市场考虑的少，而改革的方向是确立市场的主体地位，从市场的角度来经营、来集约化、来拓展，编辑的地位随改革会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分化——留在事业单位组织学术评价或者转到企业从事编辑加工和复制发行。国际上也有出版企业没有学术编辑部，但这个工作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做了。但我国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国内的专家、学者缺乏这种传统，在自愿自觉投身学术出版方面的意识比较弱一些，所以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配备了一批专职的编辑来协助沟通学术和出版，高校也觉得需要配备一批专职的编辑帮助出版企业来从事一些成本很高、但经济效益不确定的工作。

　　（3）学术期刊能否市场化已经争论了好多年，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被搞混了：那就是，学术期刊是否能等同于学术。学术期刊出版是由学术、期刊、出版三个要素整合形成的。这固然与学术有紧密的联系，但也不能排除其商品属性。学术研究形成学术信息，经过评价和筛选通过期刊发布，信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学术期刊是一个载体，它有可经营的部分，但也有学术的部分。什么样的稿子可以发表、具有创新以及确立什么样评价标准，这个部分与学术紧密相连，不能考虑经济效益。关键在于这一决定权的归属。如果这部分决定权能够交给专家和学术编辑去决定，那么筛选、形成后的信息交由出版商去经营，无疑有利于扩大学术的影响力。但如果将学术评价和决定权归于出版商，就可能产生多数编辑所担心的，出版商会出于生存或牟利的考虑改变了学术应有的评价标准。

　　（4）我并不担心出版企业能否担负学术的职责，而担心的是出版企业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一职责所需要的成本。让一个商业企业来做这样一个成本很高、效益不大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企业愿不愿意？还有，它是否背得起？“为了名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还是为了利而为更有利于学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国际上的出版巨头也会考虑他的学术品牌，只要能保障其自身的生存，一个正规的出版商也会通过提升学术影响力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利益。鉴于学术期刊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国家、社会和高校也应当帮助出版企业分担一部分经济压力。这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给钱，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二是代工，帮助其承担一部分不具有经济效益、纯学术的工作。如何划分学术出版这一流程，以及如何限制不规范的、突破底线的行为出现，希望能以法规的方式有个明确规定。

　　（5）参考以往的改革经验，对改革的进展还是保持乐观。因为《办法》的影响不仅因学校的地位、类型和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还要由改革的最终方案来确定，《办法》也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方案。未来一定是在明确出版单位主体地位的同时，会有各种形式的“合作出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