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四)---记几件事与几个人
                                             （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31）

       现在离1952年已经58年了,对那段时间经历过的几件事和有关的几个人还记忆犹新,兹记述如下：

 
一、 王大珩系主任制造物理仪器的得力助手--- 乔世增
       大工物理系在初建时是白手起家，那时买不到物理实验仪器，王大珩系主任便带领几位教师和实验员自己设计，在学校附属工厂制造；当时这件事使大工物理系在全国享有声誉。
       王大珩系主任制造物理仪器的得力助手是乔世增，当时乔世增是大工物理系的实验员。制造仪器必须绘图，之后由工厂试制，试制后经教师使用，提出意见再由工厂改制。绘图、与工厂联系都由乔世增负责，因教师对这些环节都不熟悉。王大珩系主任非常重视乔世增的工作能力和所起的作用；30多年后，有一位作者为写王大珩先生传记，多方面进行采访，王大珩先生曾向她特别介绍在大工物理系制造仪器时乔世增所起的作用，听说那位作者还到大连专门去采访过乔世增。
       乔世增的父亲是乔传珏，民主人士，曾任原关东公署（今大连市政府前身）副主席（今副市长），大连大学筹办时曾任筹委会主任。乔世增在关东电气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留该校工作，后转入大工物理系任实验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调至大工仪器设备科。1957-1960年间曾在大工脱产读电机系。1960年大跃进时期，大工电机系扩展为无线电系与自动化系，乔世增被任命为无线电系系主任。1983年乔世增被调任大连市政府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我看来，如果大工应用物理系不被调整走，王大珩系主任继续留在大工，乔世增在大工脱产读完物理系的课程，那么，他在物理仪器制造方面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二、那时大工物理系教工中的党团员
       我来之前，大工物理系教工中只有党员一人：徐衍中，是实验员；团员三人：郭永江、乔世增、郭镜环，郭永江是助教，留学日本，但只在大学肄业，其余两人是实验员，他们四人都是大连人。由于实验员对教学工作和教师起不了推动作用，那时物理系教师中极度缺乏党、团员。郭永江任系秘书，我来到后便任命我为学生学习指导员（即现在的辅导员）。1951年，物理系新聘到一批教师中有几位团员：朱德明、陈文升、覃世珍等。各系的团员队伍都壮大了，大工院团委决定以系为单位成立教职工团支部。物理教工团支部支委两人，我任支部书记，郭永江任副书记。那时物理系教师中还没有党员，负责指导物理系工作的范教务长便要求我们团员当好党的助手，替党联系物理系的教师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可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完成这个要求。我们团员都刚从大学毕业，对教学工作尚不熟练，在业务上还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加以我们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工作方式生硬。当时物理系一些教师群众常反映团员在业务上不起作用，有些人还对团员有反感，不愿与团员接近；物理系的教师团员也很苦恼，觉得在系内做群众工作吃力不讨好。这样, 团群关系便成为物理系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0-1951年，我除担任学习指导员外，还要担任预科物理讲课工作，我的工作任务既多且杂。学习指导员的具体工作包括找学生谈话、有时随学生听课、向任课教师反映学生学习情况、参加指导室或系招开的研究学生学习和思想工作的会议；做好这些工作要花费很多时间。由于我的工作面多事忙，影响到在讲预科物理课时准备不够充分，致使预科学生对我的讲课有意见。正在那时我又生病，几次咳血，医生曾怀疑我患肺结核；需要减轻工作，我估计学习指导员工作难以减去，便请求减去预科物理讲课工作；后来系主任安排另一位教师代我讲课，让我指导大一普物实验。没有想到这件事竟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印象，有人认为我讲不好课，业务水平差，又不努力搞好教学而推辞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在不久后的工资改制时，系内其他教师都就高并级，而我则就低并级，月薪减去了几元。有些人还说我这个团干部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负责指导物理系运动的范教务长认为这是解决物理系团群关系的一个很好时机；他与下派来参加物理系运动的几位党员商量，除了要求每位教师团员各人在小组会上认真检查自己的群众观点和工作方法外，还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与一位讲师一道在全系大会上作思想检查。这位讲师时任物理系一个大教研室主任, 他在教师中很有威望, 但是, 那时他对党的性质认识不清、对党团员的作用有着错误的看法。要我在全系大会上作思想检查，开始时我颇有些想不通，我认为问题的主要方面是群众思想落后，又觉得一个普通团员只是在小组会上检查，而我当团干部，辛辛苦苦做了许多工作，咋还落得个在大会检查？范教务长找我谈话，进行说服，使我认识到，我的群众观点和对待群众的态度存在问题，工作方法也有缺点；我的认识提高了，便在全系大会上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那位讲师在范教务长和几位党员和学生的耐心帮助下也在全系大会上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那位讲师常找我谈心，他还提出了入党要求，在他的影响下物理系（后来为物理教研室）的团群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文革后他是物理系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教授。思想改造运动后，大连工学院党组织加强了在教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原物理系教工团支部的几位团员陆续参加了党，而我由于两个伯父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及社会关系复杂，长期不符合入党条件。

三、 当时大工物理系业务最强的年轻助教---何泽庆
       何泽庆，1948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是何泽慧的幼弟。何泽庆是当时大工 物理系业务最强的年轻助教，大家都誇他聪明，大工物理系的一些重点课程，如大二的电磁学，大三的原子物理课，系主任都首先安排他担任助课工作，以便取得经验。
       1945年，何泽庆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时，曾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一二•一” 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军警开枪打伤。他来到大工物理系后，表示拥护共产党，但有较重的自由主义思想。1951年冬他向物理教工团支部提出了入团申请，物理教工团支部大多数团员觉得他在思想觉悟和组织觉悟上还够不上对团员的要求。我曾向党支部和上级团委请示如何处理何泽庆申请入团问题，党支部和上级团委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何泽庆具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可以作为培养对象，这些领导同志还认为，如果何泽庆入了团，物理系一些教师群众认为团员在业务上不起作用的成见可以大大改变。这样，何泽庆便列入了物理教工团支部的培养名单。不久后便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接着进行了院系调整，何泽庆被调至东北地质学院，发展他入团的工作便中断了。
       何泽庆去到东北地质学院之后，他的情况，我了解的很少，只听说他在研究物理探矿，试制了测量仪器，还去过新疆矿区实测，在物理探矿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后来又听说，1957年他被划为Y派，因生活贫困，患上不治之症，不幸于1975年英年早逝。按照何泽庆的天资和学识，他本可做出更大的贡献。想到他时，我感到很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