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待自然科学研究，是很必要的。科学上嘛，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但是，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却是大大地要不得。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复杂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洞悉其中的全部奥妙。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问题比较的时候，别说外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对绝对客观的判断，就算当事人在很多时候也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能说明白。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温郑板桥老师的那句简短而有力的名言：难得糊涂！

争个什么劲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以前有个美国同事，跟我聊过跟学生打交道的事儿。我问他，要是学生来要分数怎么办? 他说简单，学生非要得个A，就给他算了。我说，这怎么行？这不是放水吗？同事说，何必跟学生争来争去呢？同事接着说，我告诉你，学生得这个A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等他/她毕业的时候，不会从我这里拿到好的推荐信。我这个同事是属于很有路子的那种人，他帮着很多学生找到工作。正因为如此，学生在了解了他的这个没有成文但又广为人知的政策后，一般不会来跟他在分数上争吵。

这个同事的行事方式其实就是鼓励学生不要斤斤计较，更不要无理取闹。这种方式不一定特别公正公平，但这一招儿特别有效。从道理上来说，其实人事管理从来就不是以追求公平公正为最高目标的，人事管理的效率提高了，避免了很多交易成本，也一样算是好的管理模式。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跟自己的导师在署名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争吵。非要精确计算个人贡献和署名问题的话，我是吃亏的。但是，这点小亏跟我从导师那里的所得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在署名问题上吃过亏。

当年，导师的书就要出版了，进入到最后的校稿阶段。这个时候，我正在给他做RA（研究助理）。在帮他整理书稿的附件的时候，我发现了问题，前一个师兄帮他做的附件，有好多数据的计算存在问题，好象是他漏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告诉了导师，导师就让我重新做。我花了三天时间，等于重新把附录改正了一遍。记得当年这三天内，每天导师都请我出去吃午饭，以表示感谢。等书印出来了，我发现师兄的名字赫然在鸣谢的名单里，而我的名字连提都没提。我什么也没说，倒是导师有一次想起来，跟我说，当时在感谢名单里忘了把我就加上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顺便说一句，导师的这本书的署名作者有两个：导师和他的一名早期毕业的博士，当时在另一所大学当副教授。整本书的操做都是我导师主持的，书里的主要学术思想也主要来自我导师。但我导师主动做了第二作者，他认为这是扶持自己学生的最好方式。

还有一次，导师投了文章，审稿人说，你这个文章文献评述部分太弱了，要加强。导师马上转给我，让我帮忙。我花了一些功夫，把文献评述部分大大加强了，导师很满意，说把你列为第二作者吧。我说，算了，这文章前前后后主要都是你写的，我这点儿贡献微不足道。导师回email，说you are a nice guy。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

等我自己独立工作了，要升职要拿tenure什么的，也要写文章啊。这时候导师已经退休了。有一次，我写文章，需要用到我当年跟他做RA时候一起做课题的积累的一些未发表的资料。这些东西好多是导师亲自起草的，我不好拿来就用。于是，我就给导师写email，请他允许我在文章里用那些东西。导师很快就回信，说他本人已经退休了，那些资料都留给我。我要用哪些东西，只管用，以后也不用再征得他的允许了。

师生之间，如果能够做到不斤斤计较，能够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建设和谐社会，非黑即白的思维，只能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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