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参加一个聚会。闲聊天的时候，一位同胞问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有好好思考过的问题。她说，你当年上北大一定是很不容易考进去的，现在想想，你觉得北大的教育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有点儿被问住了，因为这么宏观的关于人生的大题目，我很少认真去思考。因此，回答问题就显得有点儿狼狈。

我的即兴回答并不好，但表达了第一时间头脑里冒出来的想法。我说，从获得专业知识的角度，我并不满足。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在80年代中期，系里的教师很大一部分还是工农兵大学出生，或者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刚刚完成了硕士学业，他们的知识尚不够广博，也不够精深。系里有老教授，但他们几乎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大学期间，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学到了开放的心态，二是锻炼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不过，当时没有把这个话题谈得很深入，下面的文字是我后来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说到开放心态，我觉得我们当年受益于那个思想禁锢后突然获得解放所带来的知识大爆炸年代。记得当年学校书店每天早上开始营业前，门口往往有一群人在等待。书店里五花八门各种西方思潮的书，往往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除此之外，三角地常常贴出学术讲座的广告，主角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讲座也是开放的，不收门票。从各类讲座里，我知道了台湾有两个蹲监狱的神人——柏杨和李敖，学到了京剧的表现手法讲究程式，学到了王扶林拍红楼梦选演员的要求，学到了如何欣赏中国书法，学到了朦胧诗的崛起。另外，还有图书馆，从各类社会科学杂志上，不仅读到了新鲜的理论，而且潜移默化的学了一些做文章的套路。总之，我知道了世界上各地人民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各种不同的活法，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因此，试图用一个模式去规范人类的行为，试图用简单的线性的思维模式去解释人类的行为，都是很危险的。

就批判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言，我得益于日常同学间的交锋和听讲座的时候主讲人回答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同学间的交锋指的是争论问题，这是常态。不仅争论功课上的问题，更多的是争论社会问题。争论的结果固然有意义，但争论的过程更让人受益，因为这里有思想火花的碰撞，有旁征博引的酣畅淋漓，有绝地反击的豪迈，有理屈词穷的窘迫，有气势如虹的得意洋洋。不可否认，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还来自于课堂，来自于阅读文献。

进一步思考，其实大学给我的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大学让我真正地明白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就在你身边，就算不再同一个班，也会在同一个系，也会在同一个校园，或者是兄弟院校。上大学的结果，是让我明白了，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做学问也好，从政也好，自己不是个伟人，也不具备成为伟人的潜质。再比如，上大学让我明白了，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不是体现在未来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上，而是体现在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尽管我仍然做得不够好，但要不是大学期间的教育，我恐怕会做得更糟糕。